引言：放在椅背上的手机被偷，算不算扒窃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纳入盗窃罪的入罪情形，且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的门槛，这一立法变化使得扒窃与普通盗窃在定罪门槛与从重处理上产生了显著差异。但司法实践中，"扒窃"的行为对象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始终存在模糊地带——尤其是当被盗财物并非直接置于被害人身上，而是放置在其身旁的座椅、椅背、吧台等近身位置时，这种盗窃行为是否也应被认定为扒窃？张某福盗窃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其裁判说理对准确界定扒窃行为对象具有重要的实务指导价值。

案情简述

2018年1月，被告人张某福在济南市多家烧烤店、餐厅内，趁他人不备，先后多次从被害人放置于身旁座椅、椅背衣服口袋或吧台上的手机、现金等财物中实施盗窃，合计盗窃财物价值15413元。张某福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退还部分被盗财物。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福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本案定罪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核心法律争点集中于一点：被告人张某福盗窃的财物系被害人放置在身旁座椅、椅背或吧台等近身处的物品，而非直接置于被害人身上或与其身体有直接接触的财物，此种盗窃行为应当认定为普通盗窃，还是应当认定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扒窃"？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准确界定"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这一扒窃对象要件的内涵与外延。

法理与实务辨析

（一）扒窃入罪的立法精神：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具有危险相当性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类行为一并规定为盗窃罪的独立入罪情形，且均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的门槛。裁判理由指出，之所以对这三类行为作出特殊的从严规定，是因为实施上述行为的行为人往往主观恶性相对更大，且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他人财产权益，还具有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客观危害相对更为严重。以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为例，此类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一旦被害人发觉、实施抓捕或反抗，往往容易引发人身伤害等更为严重的后果。

（二）扒窃对象的实质界定：应限定为贴身携带的财物

基于上述立法精神，裁判理由进一步指出，扒窃行为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并列入刑，其危险性程度理应与后两种行为具有相当性，方能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基本要求。据此，扒窃的行为对象应当限定为他人贴身携带的财物，即与被害人身体存在直接接触、置于其身上的财物（如口袋中的手机、随身背负的挎包等）。这类财物由于与被害人身体直接接触，行为人实施盗窃时必然需要近距离甚至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一旦被察觉，极易引发被害人的即时反抗，从而具有转化为更严重人身侵害后果的现实危险性，这正是扒窃行为被单独从严规制的实质根据所在。

放置在座椅旁、自行车筐内等处的财物，即使处在财物所有人、占有人的近处，由于与其身体并无直接接触，因此，不宜作为扒窃的对象。

（三）本案的具体认定：近身财物不构成扒窃对象

依据上述界定标准，本案裁判明确认定，张某福所盗窃的财物系被害人放置在身旁座椅、挂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以及吧台之上，这些财物虽然处于被害人的近身范围之内，但与被害人身体并无直接接触，不属于贴身携带的财物。因此，张某福的行为不符合扒窃的构成要件，仅应认定为普通盗窃犯罪，而非扒窃型盗窃。

辩护策略与路径

（一）扒窃对象要件的精细化审查：贴身接触与近身放置的实质区分

办理涉及扒窃指控的盗窃案件，辩护律师应当首先重点审查被盗财物的具体放置位置及其与被害人身体的接触状态，明确区分"与身体直接接触的贴身携带财物"与"处于近身范围但未与身体接触的放置财物"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情形。若被盗财物系放置于座椅旁、椅背、吧台、自行车筐等近身但非贴身位置，应当主张不构成扒窃，进而争取按照普通盗窃的入罪门槛（数额较大）及量刑标准进行辩护。

（二）罪与非罪辩护空间：普通盗窃需以数额较大为入罪门槛

由于扒窃型盗窃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即可入罪，而普通盗窃则须以数额较大为前提，若能够成功论证被盗财物不属于贴身携带财物、不构成扒窃，且涉案数额未达到当地数额较大的标准，辩护律师应当据此主张不构成盗窃罪，这是此类案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罪与非罪辩护路径。

（三）量刑辩护路径：扒窃与普通盗窃在量刑评价上的差异

即便涉案数额已经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普通盗窃与扒窃在量刑评价、从重情节适用等方面仍可能存在差异。辩护律师应当结合具体案件的财物价值、次数等情节，主张按照普通盗窃的量刑标准进行处理，避免因不当认定为扒窃而适用更为不利的量刑评价。

（四）证据审查重点：财物放置位置与被害人身体状态的客观还原

辩护律师应当重点调取、审查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客观还原案发当时被盗财物的具体放置位置、被害人的身体姿态及与财物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充分的证据支撑"财物未与被害人身体直接接触"这一关键事实主张。

（五）辩护难点与风险提示

需要客观指出，扒窃与近身盗窃在具体个案中的界限有时并不十分清晰，例如财物虽放置于身旁但被害人手部搭靠其上、或财物置于紧贴身体的挎包外侧口袋等边缘情形，仍存在被认定为扒窃的可能性。辩护律师应当结合个案的具体空间关系、证据情况进行审慎评估，不能简单套用本案结论。

实务启示与思考

其一，办理盗窃案件涉及是否构成扒窃的争议时，应当建立"贴身接触"这一实质审查标准，而非仅以财物是否处于被害人近身范围作为判断依据，这是准确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实现罪刑均衡的关键。

其二，扒窃对象要件的审查应当结合具体的空间位置关系进行个案化分析，重点还原被盗财物与被害人身体之间的接触状态，这一事实认定往往直接决定罪与非罪、罪名轻重的最终结论。

其三，类案检索应当重点关注各地法院对"随身携带财物"具体情形（如手提包、口袋、座椅旁、吧台等不同放置方式）的认定倾向，为个案辩护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其四，与委托人沟通时，应当帮助其理解扒窃与普通盗窃在入罪门槛、量刑评价上的实质差异，并结合具体案情说明相关辩护主张的可行性与现实空间。

结语

张某福盗窃案表明，扒窃行为对象的认定不能简单地以财物是否处于被害人近身范围为标准，而应当回归立法原意，将其严格限定为与被害人身体存在直接接触的贴身携带财物。这一区分标准既契合扒窃行为与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并列入刑所要求的危险相当性，也体现了罪刑均衡原则在具体司法适用中的落实。对刑事辩护律师而言，准确把握"贴身携带"这一实质要件，是处理涉扒窃指控案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专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