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经营一间棋牌室，向打麻将的客人收取台费，雇人提供结算和清扫服务，这样的经营行为是否必然构成开设赌场罪？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检察机关随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尉某平、贾某珍案，为这一在基层办案中极为常见的疑难问题给出了清晰的否定回答，也为辩护律师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无罪辩护范本。

一、案情简述

2022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尉某平在其租住处私自开设棋牌室，组织他人打麻将，每位参与者收取50元台费，并雇佣贾某珍负责支付结算及卫生清扫等服务，尉某平累计获利32250元，贾某珍获利10000元，二人已全部退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最初以开设赌场罪提起公诉，审理过程中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予以准许，检察机关随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其一，无证经营棋牌室并按次收取固定台费的行为，是否等同于开设赌场罪意义上的提供赌博场所行为，其间界限如何划定；其二，认定开设赌场罪是否要求行为人具备"抽头渔利"这一实质性的营利手段，仅收取与本地同类场所相当的正常服务费用、未从参与者输赢中抽成的行为，能否被排除在开设赌场罪的评价范畴之外。

三、法理与实务辨析

（一）赌博犯罪与群众文娱活动的界限：以是否营利为核心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不以营利为目的、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场所仅收取正常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均不应以赌博犯罪论处。这一规定的实质在于区分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一类是经营者以赌博本身为营利手段，通过抽头渔利等方式从参与者的输赢中攫取不正当利益；另一类是经营者仅提供合法的场地与配套服务，收取与服务本身相当的正常费用，参与者之间的输赢纯属娱乐活动的附随结果，与经营者的获利并无直接关联。前者因经营者的获利直接建立在赌博输赢之上，具有实质的赌博性质；后者经营者的收入来源于正当的场所使用与服务对价，与麻将等娱乐活动本身的输赢结果相互独立，不应被评价为赌博犯罪。

（二）"抽头渔利"是判断开设赌场罪营利目的的关键实质要件

本案裁判的核心说理在于，判断经营棋牌室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不能仅凭无证经营、收取费用这一表面特征，而应当审查经营者是否存在抽头渔利的实质行为。具体而言，需要综合考察以下要素：收费标准是否明显高于本地区同类场所的正常收费水平；经营者是否从参与者的输赢结果中按比例或按局抽成获利；经营者提供的相关服务（如筹码兑换）是否仅为便利结算所需，而非变相参与赌资分成。本案中，被告人收取的50元台费对应长达6小时的场所使用，收费标准并未高于本地同类棋牌室，且被告人提供的筹码兑换服务仅用于结算便利，打牌结束后严格按照筹码数量原额退还对应钱款，未发现任何抽成行为；参与者的输赢金额也维持在几百元至两千元以下的较低区间，进一步印证了娱乐活动的性质。基于以上要素的综合判断，法院认定被告人缺乏以营利为目的提供赌博场所的主观故意，不构成开设赌场罪。这一说理路径为辩护律师提示了明确的证据审查方向：办理此类棋牌室涉赌案件，应当重点收集本地区同类场所的正常收费标准作为参照、涉案筹码兑换与资金结算的具体流程记录，以及参与者输赢金额的实际情况，这些证据是论证不存在抽头渔利、排除营利目的的核心支撑。

（三）撤回起诉与不起诉的程序衔接体现了对罪与非罪的审慎把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指控事实不足以支持开设赌场罪的成立，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法院经审查予以准许，检察机关随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程序处理路径体现了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证据和法律适用的持续审查义务，即便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一旦发现指控依据存在实质性瑕疵，检察机关仍应当依法纠正，而非机械地推进公诉程序至判决。对辩护律师而言，这一程序处理提示了在审判阶段仍然存在积极争取无罪结果的现实空间：即便案件已被提起公诉，辩护律师仍应当持续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提交能够证明不构成犯罪的实质性证据与法律意见，推动检察机关重新审视指控依据。

四、辩护策略与路径

结合本案的裁判说理，办理无证经营棋牌室类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方向构建辩护体系。第一，在收费标准层面，应当主动调取本地区同类型棋牌室、麻将馆的正常收费标准作为参照证据，如委托人收取的费用未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应当作为排除营利目的、证明系正常经营行为的重要依据。第二，在资金结算层面，应当详细核实涉案筹码兑换、资金结算的具体操作流程，重点审查是否存在按比例抽成、按局收费等实质性的抽头渔利行为，如结算过程仅是原额兑付、未有任何截留或抽成，应当据此主张不具备开设赌场罪的营利手段。第三，在参与者陈述层面，应当积极调取参与打牌人员的证言，核实各参与者的输赢金额区间，如输赢数额较小、符合一般娱乐活动的合理范畴，可以作为佐证行为性质属于群众文娱活动而非赌博的重要证据。第四，在诉讼程序层面，即便案件已被提起公诉，辩护律师仍应当持续向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提交前述证据与法律意见，积极争取检察机关重新评估指控依据、依法撤回起诉的可能性，本案的处理结果即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程序路径。第五，在退赃退赔层面，应当建议委托人及时退缴经营所得，这一情节即便最终未能获得无罪结果，也是重要的量刑从宽因素。

五、实务启示与思考

本案对办理棋牌室类涉赌案件具有多重实务启示。第一，在证据审查上，应当养成主动调取同类场所收费标准、结算流程记录等横向比较证据的意识，这类证据往往是判断罪与非罪的关键抓手，而非单纯依赖公安机关的现场笔录与证人证言。第二，在类案检索上，应当关注不同地区司法机关对棋牌室收费标准、参与者输赢金额等入罪门槛的把握尺度，为委托人提供更为精准的风险评估。第三，在与委托人沟通上，应当提前告知无证经营棋牌室本身即存在被立案调查的现实风险，即便最终未被认定构成开设赌场罪，仍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等其他法律后果，帮助委托人建立全面、理性的风险认知。第四，在辩护时机的把握上，本案表明即便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只要能够提供充分、扎实的证据支撑，仍然存在推动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最终获得不起诉处理的现实空间，辩护律师不应因案件已被提起公诉而放弃无罪辩护的努力。

结语

棋牌室等娱乐场所的经营行为与赌博犯罪之间，界限往往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清晰，关键仍在于经营者是否存在抽头渔利等实质性的营利手段。尉某平、贾某珍案的处理过程表明，只要能够充分证明经营行为系正常收费、未从参与者输赢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即便案件已被提起公诉，仍有可能通过扎实的证据工作实现罪与非罪的根本性扭转，这为辩护律师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参照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