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诊断不直接等于法律结论
原书案例提示，被告人患有精神疾病、曾接受治疗或案发时表现异常，都值得调查，但不能仅凭病名推出无责任或限制责任。二审应审查疾病类型、发作阶段、案发时的症状，以及辨认和控制能力是否受到实质影响。
鉴定意见也需要证据基础
律师应核对鉴定机构掌握了哪些病史、讯问记录、证人陈述和行为资料，是否回应了案发前后表现，结论与卷内证据是否一致。若重要病史未被调取、检材和资料不完整，或鉴定只作医学描述而未充分说明能力影响，可以提出补充调查或重新评价的必要性。
行为前后表现具有双向意义
选择工具、逃避侦查、掩饰行为可能被用于证明辨认控制能力，但这些表现不能孤立使用；精神障碍者也可能存在一定目的性行为。相反，行为怪异也不当然证明责任能力受限。应将医学资料、长期表现和案发情境综合判断。
醉酒问题要与精神障碍区分
原书涉及酒后犯罪的案件，更常把醉酒放在犯罪起因、认识状态和量刑背景中讨论，而非当然作为责任减免理由。律师应避免将普通醉酒与病理性状态混同，并依据个案证据提出适当主张。
先建立完整的病史证据链
律师应核对首次发病时间、既往诊断、住院和服药记录、停药原因、家属及同事观察、案发前异常表现和羁押后诊疗情况。单份门诊记录可能不足，连续资料则有助于判断疾病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处于发作期以及鉴定材料是否完整。涉及隐私的调查和提交，还应依法控制范围。
鉴定异议必须指向方法与材料
仅因结论不利就申请重新鉴定，说服力通常有限。有效异议应指出重要病历未纳入、访谈对象单一、案发时资料不足、结论与行为证据矛盾，或者鉴定没有解释疾病与辨认控制能力之间的联系。律师也可申请鉴定人出庭，就资料来源、判断标准和结论限度接受询问。
责任能力与量刑评价不能混同
即使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无责任或限制责任，真实存在的精神疾病、认知缺陷及治疗需要，仍可能在主观恶性、再犯预防和刑罚执行安排中具有意义。但这种量刑主张必须另行论证，不能把未获支持的责任能力结论换一种说法继续提出。
结语
责任能力辩护的关键，是把医学事实转化为可审查的法律问题，并把病史调查、鉴定审查和法律评价依次展开。相关鉴定规则和实体标准应按现行有效规范核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