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合同无效”不是现行法上的一般规则
刑事裁判解决行为人是否应受刑罚，合同效力则依据民法典的意思表示、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规则判断。现行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涉嫌犯罪或者已被认定构成犯罪，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原书多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例的共同方法，是把犯罪事实作为效力审查材料，而不是把有罪结论直接替换为无效结论。
第一步：确定犯罪主体与合同主体是否重合
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诈骗、代理人越权实施犯罪、公司员工利用业务机会犯罪，与公司自身作为犯罪主体并不相同。应查明签约名义、授权、印章、履行主体和利益归属。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后，公司是否承担合同或过错责任，需要另行评价。
第二步：判断合同是犯罪工具还是具有独立交易内容
合同可能完全用于虚构交易，也可能约定真实购销，只是行为人在履行中实施诈骗；还可能一方利用真实合同欺骗相对方。应回答：合同标的是否存在、双方是否有真实交易意思、合同履行是否必然导致违法、相对方是否参与犯罪。不同答案分别通向无效、可撤销、有效或部分条款无效等后果。
原书保证合同案提供了分层范例
在一方实际控制人被认定信用证诈骗的案件中，再审申请人主张购销合同因犯罪无效，保证人因而免责。裁判并未接受这种推导，而是确认相关债务关系依法成立，犯罪一方承担刑责并不当然影响另一方通过民事诉讼救济，担保人也不因主债务人犯罪自动免责。这个案例的精华不是“所有涉刑合同均有效”，而是主合同、担保合同和犯罪责任必须分别审查。
第三步：审查受欺诈方选择了何种民事救济
欺诈通常涉及撤销权，而不是当然无效。受欺诈方是否请求撤销、是否超过行使期限、是否以履行行为确认合同，都会影响结果。律师不能只讨论抽象效力，还要核对诉讼请求是否涵盖返还、损失赔偿和担保责任。
第四步：形式异常不能替代真实意思审查
原书假公章房屋交易案中，作者从实际施工权益、代理外观、双方促成过户的行为和房屋现实可交付性论证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对民事效力而言，同样应审查盖章之外的磋商、授权和履行。假章可能意味着无权代理或犯罪证据，但并不必然证明合同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真章也不能掩盖双方恶意串通。
第五步：公司过错责任与合同责任还要再次区分
公司高管参与骗贷的案例显示，即使贷款合同被认定无效，公司仍可能因用人失察、内部监管不足等过错承担与损失相适应的赔偿责任，银行未尽审慎审查也可能影响责任比例。合同无效不是责任归零，犯罪成立也不是公司全额担责，仍需证明过错与损失因果关系。
担保案件采用六问法
主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主合同效力如何；担保意思是否真实；担保范围是否覆盖涉案债务；债权人是否知道或参与犯罪；担保物权是否依法公示。六问应分别引用证据作答，避免以从属性概念机械推出担保无效或担保人全责。
结语
涉刑合同效力分析的核心，是拒绝从刑事结论直接跳到民事后果。主体、合同与犯罪的关系、真实意思、救济选择、过错和担保范围逐层完成，才能同时维护刑事法秩序与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