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临运业收购标的公司合同诈骗不起诉案为例

一、 引言

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中，对赌协议（估值调整机制）常被用作平衡高估值与高风险的交易工具。然而，当标的公司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且伴随前期财务数据瑕疵或造假时，投资方往往倾向于通过刑事报案挽回损失，导致大量对赌纠纷被拔高为合同诈骗案。在此类刑民交叉的复杂场景中，如何穿透“财务造假”的外观，精准阻却“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辩护律师实现有效出罪的核心命题。

二、 案情简述

2015年，富临运业以近1.5亿元收购兆益科技40%股权并增资，原股东韩某等人承诺未来三年净利润达到高增长目标。因兆益科技连续三年亏损未达标且未予补偿，富临运业报案。公安机关查明标的公司基准日价值虚增9162万余元。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绵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韩某等人虽有提供虚假财务资料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但缺乏非法占有股权转让款的主观目的，最终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双方达成民事和解。

三、 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1. 商业风险与诈骗故意的界限：在对赌协议中，标的公司为了获取高估值而对财务数据进行“美化”或造假，能否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上骗取投资款的“非法占有目的”？

2. 履约瑕疵与刑事欺诈的区分：标的公司在未能完成对赌业绩后，未能按照协议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回购，属于民事违约的“客观履行不能”，还是刑事诈骗的“拒不归还”？

四、 法理与实务辨析

第一，财务瑕疵不等于系统性诈骗。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利用合同形式骗取财物。在并购交易中，财务造假可能源于对会计准则的差异化适用、激进的收入确认或单纯的为满足对赌条件而进行的粉饰。只要这种造假不是完全虚构一家“空壳公司”，标的公司仍具有真实的业务基础和运营可能，就不能将局部的财务瑕疵直接等同于整体骗取投资款的诈骗行为。

第二，高风险投资不能将商业失败归咎于刑事欺诈。对赌协议本身即是对未来不确定性收益的一种博弈安排。标的公司的业绩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双方投后管理等多重不可控因素影响。如果投资方（通常具有较强尽调能力）在充分知悉风险的情况下自愿投资，事后因行业下行或整合失败导致对赌失败，这属于投资方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司法裁判不能以后置的“未达标”结果去倒推前置的“非法占有目的”。

五、 辩护策略与路径

办理对赌协议型涉刑案件，辩护律师应当建立“商事审查”思维，重点从以下路径展开：

切入点一：论证业绩承诺的商业合理性与善意性。律师应调取标的公司签约前后的行业研报、历史财报及同类企业公开数据。证明当时所作的业绩预测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基于当时商业环境的合理预判（如本案中智能交通行业的普遍扩张态势）。将“蓄意诈骗”转化为基于行业周期的“商业判断失误”。

切入点二：追踪并固定资金用于真实经营的客观证据。非法占有目的最直观的体现是资金流向。律师必须全面梳理投资款进入标的公司后的账户流水。若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历史合法债务、研发投入、支付员工薪酬等维系企业生存的核心环节，而非被原股东个人挥霍或转移隐匿，则可强力阻却“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推定。

切入点三：主张投资方过错与尽职调查责任。并购重组往往伴随严密的尽职调查。律师可审查投资方聘请的审计、法务尽调报告，若其中已揭示了财务风险点，投资方仍执意推进交易，甚至存在投资方拖欠股权款导致标的公司资金链断裂的情形，应积极主张“被害人自陷风险”或“履行障碍系对方违约所致”，切断标的公司行为与投资失败结果之间的刑事因果关系。

六、 实务启示与思考

本起不起诉案件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刑法谦抑性”的深刻践行。面对极为复杂的资本市场涉刑纠纷，辩护律师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刑法构成要件涵摄，而必须深谙公司治理、财务审计与对赌机制的底层商业逻辑。要善于把看似符合“虚构事实”的财务包装，还原为商事博弈中的缔约过失或违约责任；积极引导当事人在民事层面展开和解、承担相应的违约或补偿责任，以客观的修补行为去印证主观上的非恶意，从而促成刑事程序的提前出罪（如争取不起诉）。

七、 结语

对赌协议中的履约失败与合同诈骗仅一线之隔，其分野在于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穿透。在全面深化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背景下，司法机关介入并购重组纠纷应保持高度审慎。辩护律师的价值，正是在刑民交叉的重重迷雾中，以专业的商事思维与严密的证据规则，精准剥离商业风险与刑事欺诈，防止用刑罚手段为失败的投资背书，守护市场经济的法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