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编号：2024-04-1-222-004

杨某石诈骗案

——对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的情形

一、 引言

在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实施“全链条打击”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处于黑灰产业链中游的“引流”、“供卡”及“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正面临越来越严厉的刑事追责。实务中，向电诈团伙出售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究竟是成立相对较轻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直接升格为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这不仅关乎十年以上重刑的适用，更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博弈的核心焦点。准确厘清关联犯罪与共同犯罪的边界，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重中之重。

二、 案情简述

2019年至2020年间，被告人杨某石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将非法获取的500余万条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上游团伙，非法获利330万余元。在主要对接人被抓获后，杨某石转为直接向多个境外电诈团伙出售信息。经司法机关查明，境外诈骗团伙利用杨某石提供的信息实施精准诈骗441起，累计诈骗金额达1188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杨某石明知他人实施电诈仍出售信息，且对下游诈骗发挥较大作用，应当以诈骗罪共同犯罪论处，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三、 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1. 主观“明知”的认定边界：向他人出售个人信息时，如何界定行为人对下游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观明知程度？是必须确知具体的诈骗模式，还是仅需具备概括性认知？

2. 想象竞合与罪名升格的适用条件：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诈骗罪之间，基于何种条件与标准（如获利金额、作用大小、危害后果），应适用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原则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四、 法理与实务辨析

第一，主观“明知”的概括性推定是罪名升格的基础。在电信诈骗共犯的认定中，并不要求帮助者与实行者存在事前明确的犯意联络，也不要求帮助者知晓诈骗的具体细节（如话术、特定被害人）。实务中，往往通过审查交易方式的隐蔽性、沟通软件的异常性、信息价格是否远超正常商业营销价格等客观表象，来推定行为人对下游实施诈骗具有“概括性明知”。

第二，所供信息与诈骗结果的物理或逻辑联系决定了共犯的成立。在“精准诈骗”模式下，底层公民个人信息（尤其是带资产标签、特定经历的高质量信息）不再是普通的隐私数据，而是诈骗分子锁定目标、建立信任的“核心作案工具”。当这种信息提供行为对下游诈骗的完成起到了实质性的促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时，其行为本质上已融入了诈骗罪的因果链条，属于诈骗罪的帮助行为。

第三，重罪吸收原则的司法适用。非法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本身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当该行为同时也是诈骗罪的帮助行为时，即构成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根据最高法相关指导精神，当行为人主观明知程度高、获利巨大、导致严重诈骗后果，单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足以罚当其罪时，应依法适用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五、 辩护策略与路径

面对指控罪名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诈骗罪升格的严峻形势，辩护律师可重点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抗辩审查：

切入点一：严格阻击“明知”的推定逻辑。律师必须细致审查嫌疑人与下游买家的聊天记录、交易背景。如果能证实嫌疑人确信对方系从事普通的商业推销、医美营销或民间催收等虽违规但不构成诈骗的行业，则可有力切断诈骗罪的共同犯意，力争将定性拉回刑罚较轻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切入点二：穿透审查数据同一性，切断因果关系与核减数额。诈骗案件数额直接决定刑期。律师必须要求公诉机关论证“被骗被害人的信息”确实包含在“被告人出售的信息库”中。如果下游诈骗团伙使用了多个信息源，且现有电子数据无法将诈骗既遂的具体订单与被告人出售的数据进行唯一性哈希比对，则应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将无法对应重合的诈骗金额坚决从共犯数额中剥离。

切入点三：全力争取从犯认定与量刑梯度的拉开。即使诈骗罪共犯成立，提供信息的行为在整个诈骗犯罪集团中通常仅属于外围帮助行为，未参与核心的诈骗实行（如话术诱骗、资金洗白）。辩护律师应在庭审中极力凸显其从属性和辅助性，要求适用从犯的减轻处罚条款，避免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或核心骨干承受同等量级的重刑。

六、 实务启示与思考

办理此类处于黑灰产与核心犯罪交叉地带的案件，刑事辩护律师需跳出传统的单一罪名思维。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当前司法机关从严惩治电诈上下游的裁判趋势，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要高度警惕罪名变更为诈骗罪的风险；另一方面，对抗罪名升格的武器不能仅凭言辞辩解，必须下沉到海量的电子数据中，通过比对数据包哈希值、碰撞通讯日志、分析资金流向，用客观数据的逻辑断裂来阻击主观故意的推定。同时，及时引导当事人退缴违法所得，是此类案件中争取相对缓和裁判结果的重要策略。

七、 结语

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输送个人信息，无疑为犯罪推波助澜。然而，在刑法适用上，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跨越至诈骗罪，必须受到严格的证据规则与法理逻辑的约束。辩护律师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主观明知标准和客观因果关系的精细化审查，防止客观归罪和无限连带，确保每一个裁判都经得起法律与事实的双重检验，真正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