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编号：2023-03-1-222-012

宋某岩诈骗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诈骗数额认定

一、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以“直播交友”、“网恋奔现”为名诱导被害人打赏的刑事案件频发。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支付的打赏款往往需要经过直播平台的按比例抽成（如扣除50%）后，才能进入主播及运营团队的账户。这就引发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实务问题：平台扣除的手续费或分成，究竟是应当从诈骗犯罪数额中予以扣减，还是应全部计入诈骗总额？准确厘清诈骗数额与犯罪成本的界限，不仅关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更是辩护律师在涉案数额上必须攻克的堡垒。

二、 案情简述

2020年至2021年间，宋某岩经营传媒公司，组织旗下运营人员冒充主播身份，以发送虚假裸照、承诺发生性关系或虚假网恋等方式，诱骗被害人进入直播间打赏。被害人打赏满额后即被拉黑或拒见。经查，被害人打赏的钱款被平台自动扣除50%后，剩余款项由宋某岩及主播、运营按比例瓜分。期间共骗取12名被害人人民币19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宋某岩纠集他人虚构事实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进行的打赏，其中被平台收取的50%分成属于被告人对赃款的使用支配，不应从诈骗数额中扣除，遂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三、 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1. 诈骗既遂数额的认定标准：诈骗罪的既遂数额是以被害人实际失去的财产数额为准，还是以被告人最终实际到手、合法控制的数额为准？

2. “平台抽成”的刑法属性：直播平台按比例扣除的分成款，是属于犯罪既遂前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控制的款项，还是属于犯罪既遂后的“犯罪成本”？

四、 法理与实务辨析

第一，诈骗罪是以被害人财产损失为核心认定标准的财产犯罪。本案中，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欺骗行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作出财产处分（支付打赏款）。当资金从被害人账户划出的那一刻，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即已实际发生，诈骗行为已经既遂。因此，诈骗总额应当以被害人实际被骗的数额为基准，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被告人实际落入腰包的分成款。

第二，“平台抽成”属于犯罪直接成本，依法不予扣除。根据相关刑事司法裁判规则，为实施诈骗而购买作案工具、租用场地、支付引流费用以及缴纳的平台手续费，本质上都是犯罪分子为了完成诈骗活动、获取非法利益而付出的“投资”。被告人入驻平台实施诈骗，平台抽成即是其借用平台规则与流量付出的直接成本。该部分款项的扣除，是对已既遂赃款的一种客观处分与消耗，不影响对诈骗总额的评价。

第三，诱饵资金应当区别对待并予以剥离。虽然犯罪成本不能扣减，但如果被告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诈骗过程中向被害人发送了“返利”、“红包”或退还了部分款项，这类直接流向被害人并被其占有的资金，在实务中通常被视为诱饵资金或退赔款，应当从诈骗总额中予以依法核减。

五、 辩护策略与路径

针对此类直播打赏型诈骗案件，辩护律师在数额认定与定性审查上，可采取以下切入点：

切入点一：精准剥离正常打赏与诈骗款项。并非所有在直播间的打赏都构成诈骗。律师应当仔细审查聊天记录与直播视频，区分被害人是基于欣赏才艺、自愿打赏（属于民事赠与），还是完全基于“见面发生性关系”等虚假承诺的诱导（属于诈骗）。对于没有明显欺骗话术诱导的自然流量打赏，应坚决主张从诈骗总额中予以剔除。

切入点二：深挖双向资金流水，核减合理支出。尽管平台抽成等犯罪成本不予扣除，但辩护律师必须全面穿透资金流水，重点查找被告人向被害人转账的红包、返还的礼物折现款、或者案发前已经退还的和解款。对于这部分资金，应向法庭或公诉机关提交专项意见，要求依法抵扣诈骗总额。

切入点三：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精细化责任划分。此类案件通常呈公司化运作。对于底层的主播或新入职的运营人员，若其对整个骗局（如公司使用变声器、代聊、虚假定位）知之甚少，且仅拿底薪或极低提成，律师应着重论证其主观恶性与客观作用，积极争取从犯认定，以较低的违法所得数额作为量刑参考，拉开与主犯的刑期差距。

六、 实务启示与思考

在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辩护律师不能被侦查机关单方出具的《审计报告》或被害人报案金额所局限。必须建立清晰的“资金穿透”思维：向平台的单向流出是成本，不扣除；向被害人的双向回流是诱饵或退款，必须扣除。此外，面对高昂的“平台抽成”导致当事人实际获利与指控数额严重倒挂的实务困境，律师应当在量刑辩护环节充分利用这一事实，指出当事人的实际获利与支配能力有限，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有力切入点。

七、 结语

在网络空间的虚实交织中，直播打赏诈骗隐蔽性与迷惑性并存。司法裁判将平台抽成认定为犯罪成本不予扣除，体现了对电信诈骗严厉打击的坚定立场。而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唯有冷静拆解资金流向的底层逻辑，在法理允许的框架内锱铢必较，方能在罪与罚的博弈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最为公正、客观的裁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