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以招聘货运司机为名诱导购车并非法牟利的新型涉车类犯罪频发。司法实践中，此类被称为“套路运”的案件，往往交织着大量的民事合同与看似正常的商业交易环节。如何准确界定其行为性质，尤其是如何界分普通的民事违约、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是刑事法律实务中的重点与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廖某春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6-05-1-222-001），为该类案件的定性提供了极具指导意义的裁判标准。该案明确引入了整体评价原则，为穿透“套路运”的复杂表象提供了清晰的法理逻辑。

一、 基本案情与核心争议焦点

被告人廖某春等人自2022年起设立空壳物流公司，利用部分货运车辆取消营运资质限制的政策便利，专门针对持有普通驾照的无车求职群体实施诈骗。其犯罪模式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与阶段性：首先通过发布虚假高薪货运广告进行引流；随后在面试环节虚构合作渠道骗取意向金；进而诱导求职者以虚高价格贷款购车；待车辆交付后，又通过派发长途单、超载单等无法完成的任务，人为制造司机违约的客观事实；最终以单方违约为由拒绝退还各项费用并收回车辆循环牟利。涉案金额高达230余万元，受害人达60余名。

在一审及二审程序中，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公司的业务模式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或民事欺诈；退一步而言，即便构成犯罪，因各环节均伴随诸多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是否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

二、 穿透民事违约表象：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审查

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核心界碑，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套路运”案件中，由于存在真实的车辆交付和形式上的货运派单，极易在表面上被误认为是因经营不善或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争议。

本案裁判理由精准地指出，应当实质审查公司的盈利来源与履约能力：

被告人设立的物流公司自始未申办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亦无真实的货运业务基础。其公司利润并非来源于正当的运输服务佣金或物流差价，而是全部依赖于向求职者收取的意向金、虚高的购车差价以及因违约截留的各类款项。更为关键的是，被告人故意设定根本无法履行的派单任务，这种恶意制造违约条件的行为，充分暴露出其自始便没有履行提供稳定货源合同的真实意愿。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榨取被害人财产实质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中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

三、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分：整体评价原则的适用

针对罪名适用的争议，本案确立了参照“套路贷”案件处理方式的整体评价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在“套路运”的个别环节中，如购车环节的《订车合同》或入职环节的《合作协议》，确实存在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特征。然而，若将其割裂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则无法涵盖整个犯罪链条的全貌。

“套路运”的核心特征在于套路的完整性。从引流面试、高价售车、虚假派单到逼迫解约，所有环节均在同一诈骗犯意和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按预设计划推进。各环节中的合同，并非真实的商事交易载体，而仅仅是犯罪分子为实施整体行骗计划而设置的道具。因此，司法机关不应因犯罪链条中存在合同形式，就将其局部割裂评价为合同诈骗罪。将系列行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犯罪整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以诈骗罪整体定罪处罚，是对法益侵害本质的准确把握，也符合主客观相一致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四、 犯罪数额的整体计算与实务启示

基于整体评价原则，本案裁判要旨进一步明确了犯罪数额的计算规则：

即在各个环节中收取的意向金、购车差价、违约金等，均系同一诈骗计划下的违法所得，无论其形式上是否披着正常商业利润的外衣，均应全部计入诈骗犯罪的总数额。

本案的处理逻辑为刑事法律实务提供了重要指引。在办理涉及复杂商业模式的新型经济犯罪案件时，法律从业者不应被孤立的、局部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迷惑。应当从商业模式的整体闭环、资金的最终流向、盈亏的真实逻辑出发，探究行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通过实质审查与整体评价，方能准确划定民商事交易与刑事犯罪的边界，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