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笔未结清的货款，究竟是合同违约，还是刑事诈骗？这在司法实践中长期是令企业家胆寒、令法律人纠结的痛点。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再审宣判的赵明利案，如同一束穿透迷雾的强光，为这个刑民交叉领域的终极难题提供了权威解答。赵明利在持续交易中，四次提货后未及时结算，原审法院认定其“提货不付款”构成诈骗。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再审判决彻底颠覆了这一认定，指出本案“本系民事纠纷，却被作为犯罪处理”。这份判决不仅宣告了一个人的清白，更为辩护律师系统性地揭示了：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将一次看似违约的行为，放置于“长期反复、滚动式交易”的整体中进行考查，从而阻断诈骗罪的构成。这要求辩护人必须掌握穿透商事表象、论证“非法占有目的”缺失的精湛技艺。
案情简述
1992年至1993年间，原审被告人赵明利作为厂长，与东北风冷轧板公司建立了持续的钢材购销关系。在交易期间，赵明利四次从该公司提走价值13万余元的冷轧板，未将结算联交回财务完成结算。但在此期间及之后，赵明利仍有多次转账付款行为，双方最终因货款是否付清发生争议。1999年，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赵明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赵明利在服刑后病逝，其妻子坚持申诉。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终审撤销原判，宣告赵明利无罪。
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赵明利案触及了诈骗罪辩护中最本质的两个核心争点：
第一，在长期、连续、滚动式交易中，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部分交易未及时结算，能否直接等同于侵吞他人财物？
第二，将经济纠纷作为犯罪处理时，应如何严格界定“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已被交易双方默认的交易惯例或履约瑕疵，能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欺骗行为？
法理与实务辨析
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其说理堪称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诈骗的教科书。其核心法律逻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深度解构：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整体性判断规则
再审判决否定了孤立看待某几笔交易的错误裁判方法，确立了“将行为放置于双方多次业务来往和连续交易中进行评价”的整体判断规则。判决指出，判断提货方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必须结合一系列客观情况综合判定。这些情况包括：是否虚构交易主体、是否具备支付能力、提取货物后是否继续支付货款、是否承认提货事实、是否无正当理由拒不付款、延迟付款是否符合交易习惯、是否逃匿等。在本案中，赵明利在涉案提货期间及之后，仍持续转账支付大额货款，积极履行了大部分义务，且从未逃匿。这种“持续性的履约意愿与行为”，是阻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最有力证据。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切忌局限于被指控的某笔交易，必须向法庭呈现双方交易的全貌，包括资金流水总账、提货与付款的对应图谱，用宏观的履约事实覆盖微观的未结算瑕疵。
二、“欺骗行为”的形式证据与交易实质之辨
原审判决认定赵明利“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骗走货物。然而，再审判决穿透了这一形式认定，揭示了交易真相：赵明利提货前已向财会部预交支票，且负责开具发货通知单的员工在确认预交支票情况后，经财会部同意才发货。货物交付并非基于错误认识。更重要的是，赵明利虽未将“结算联”交回，但公司的销售部、成品库仍存留另两联单据，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对账发现。因此，这种基于交易惯例的、非闭环式的未结算行为，在实质上不构成刑法上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提示辩护律师，对于“骗”的认定，必须审查相对方是否尽到了最基本的注意义务，以及行为人的手段是否足以导致对方陷入错误并处分财产。如果被害方自身的履约流程存在漏洞，或行为人的行为在行业内符合惯例，就不能轻易认定为刑法上的欺骗。
三、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再审判决明确提出：“对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商业纠纷，如果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可以获得司法救济，就应当让当事人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不应动用刑罚这一最后救济手段。”这体现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核心要义：一个行为若在民商法领域被评价为合法或仅构成违约，刑法便不应僭越，将其定性为犯罪。赵明利案中，双方是典型的对账结算争议，根本未超出民事合同纠纷的范畴。辩护律师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必须熟练掌握将案件导向民事纠纷的论证方法，强调“民事可救济性”是阻却刑事违法性的实质理由。这一逻辑能够有效制衡动辄将经济纠纷拔高为犯罪的司法惯性。
辩护策略与路径
从赵明利案出发，律师在处理经济往来型诈骗案件时，可提炼出以下精细化辩护路径：
第一，主观目的证伪策略：构建“无非法占有目的”的完整证据链。辩护工作的重心应从行为本身转移至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律师需引导当事人或自行全面收集：交易历史与总量的证据，以证明长期稳定关系；持续付款的证据，特别是在“涉罪”行为发生后的付款记录，这是证明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黄金证据；承认债务、协商解决方案的证据，如往来函件、会议纪要，用以证明无逃匿意图；公司资产与履约能力的证据，证明并非皮包公司或资不抵债。
第二，客观行为解构策略：将“违约行为”从“诈骗行为”中剥离。要精细审查控方所谓的“骗术”。对于提货不付款的指控，应探究是否符合双方默认的交易惯例，如“先货后款”“滚动结算”。对于虚假材料的指控，应审查该材料是否为对方发放货物的实质原因，对方是否已尽到审查义务，以及材料瑕疵是否属于行业内可容忍的范畴。核心辩点是，被害方的处分意识并非产生于虚构事实的错误认识，而是基于商业判断或行业惯例。
第三，程序与政策辩护并行策略。在程序上，可积极主张通过民事诉讼正在解决同一事实的纠纷，并以此为由申请中止刑事案件的审理。在政策层面，要善于援引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等司法政策，向法庭强调，将一个可救济的合同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将对企业生存造成“100-1=0”的毁灭性打击。赵明利案中，最高法答记者问明确将案件定性为营商环境问题，这为律师提供了有力的政策论证素材。
实务启示与思考
赵明利案的昭雪，为律师办理经济纠纷引发的诈骗案件提供了多层面的实践指南：
证据审查的宏观视角：必须跳出对单一交易的审查惯性，建立全周期交易图谱。律师应制作详尽的“历史交易对账表”，直观展示每笔提货与付款的时间、金额、方式，将被指控的行为稀释在整个交易链条中。
法律论证的三阶逻辑：论证应遵循“它是什么（民事违约/商业惯例）”到“它不是什么（刑事诈骗）”，最终升华为“它为什么不能被刑法评价（最后手段性原则/法秩序统一）”的三阶推进。此方法可避免陷入对具体瑕疵行为的无谓争辩，直接攻击刑事追诉的正当性根基。
风险预判与当事人沟通：此类案件大多源于民事债务纠纷激化。律师首先要明确告知当事人，立即停止任何可能被解读为“逃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在接受委托后，应优先建议并协助当事人通过书面方式向对方确认债务、提出分期履行方案并留存证据。这些行为不光是解决民事纠纷的努力，更是构建“无非法占有目的”刑事盾牌的未雨绸缪之举。
结语
赵明利案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曲折，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一槌定音。它深刻地告诉我们，刑事法律人眼中不能只有犯罪构成要件的骨架，更要有市场经济运行的鲜活血脉。民营企业家在充满风险的市场经营活动中，其合同履行瑕疵与刑事诈骗之间，横亘着一条由“交易惯例”“履约诚意”“民事可救济性”共同筑成的护城河。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精心绘制那张穿梭于合同与账簿之间的“无罪地图”，在法庭上精准地描绘出这条界限，守住不能后退的最后一步。这既是对个案的担当，更是对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坚实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