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灼昊案终审宣判现场 通讯员 徐志毅 摄
策划：林海利 孙爱群
统筹：林洁 肖嘹歌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玲娜 实习生 郑富锐“靠证据定案，既坚持程序正义又不枉不纵”是当代刑事法官的责任与担当。本周将推出两期完全不同的刑事法官办案故事——一个是依据疑罪从无宣告无罪案，另一个是“零口供”但仍被定罪的案件，刑事法官为法治付出的点滴努力在这两个个案中得到体现。
当法官12年来，吴海涛作出了职业生涯里的首宗无罪判决案。“那段时间非常焦虑、睡不好觉。”他坦言。
吴海涛2003年从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广东高院刑一庭工作。2015年，他终审改判了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陈灼昊故意杀人上诉案。
时年22岁的陈灼昊被指控杀害前女友，一审、重审都被判处死缓。吴海涛所在的二审合议庭对多项证据进行排查后发现，其中一份书证有关“陈灼昊”的七个签名均系伪造，部分证据取得存有疑点，如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高度雷同、仅有的一次审讯录像并非同步录像且未按规定制作讯问笔录、搜查证上的“怪象”无合理解释应认定为无证搜查等。
吴海涛在审理中严格依照诉讼法的规定，把程序正义落在办案的每一个环节。
A、“最关注被害人亲属能否接受结果”
记者：第一次见到陈灼昊，他给你怎样的印象？
吴海涛：在我提讯陈灼昊时，他跟我说了至少有40分钟，列举侦查机关取证不合理、一审法院审判不采纳他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等问题。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思路清晰，记忆力很好，并且对刑事诉讼法很熟悉。我办案十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碰到存疑的或是被告人反应强烈的都会记下来。回到法院核实卷宗材料，发现他说的相当一部分属实。
记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家属是什么态度？
吴海涛：庭审当中，他们很专注地旁听了。开完庭的第二天下午，被害人的父亲打我的办公电话跟我沟通，他希望了解法院的审理情况和结果。我跟他解释，有证据就判有罪，没证据也不能判有罪，另外我跟他说我们的庭审都有视频直播，公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正因为公开透明，我们开庭宣判时反倒没什么压力。
记者：宣判那天的心情怎样？毕竟这是职业生涯里的首宗无罪判决。
吴海涛：心情有些复杂。整个宣判过程，有三拨人在旁听，一是被害人的父亲，二是被告人的亲属，三是侦办本案的侦查机关的人员。我们合议庭最关注的其实是被害人亲属的反应。现在有人跟我说这个案件的终审判决书写得多好，影响多深远什么的，我觉得，一份判决书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我当初写这份判决书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让被害人亲属接受判决结果，他们的独生女儿被杀害了，一审法院认定的杀人凶手陈灼昊因为我们这个判决而改变命运。我们要通过判决书告知他们，我们这个无罪判决审理的经过、判决的理由，让被害人亲属看了后信服。
当我在法庭上把判决书完整地宣读完毕，宣告陈灼昊无罪后，我朝旁听席看过去，被害人的父亲已经离开法庭了。
记者：毕竟判无罪牵涉到侦查机关的“面子”，当时没有担心这个？
吴海涛：在我国的司法体系里，公安机关确实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当时也有考虑过他们的反应，但严格依法判案，这是职业要求。
B、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转变需要时间
记者：判了后，有没有留意网上的评论？
吴海涛：判后的两天里，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微博和微信上的评论，看到的基本都是正面的，我就安心了，之后就没有留意。
记者：我注意到有些网友说这是中国版的“辛普森”案。
吴海涛：我也注意到这些评论。因为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有很大差异，不能用判决结果来把“辛普森”案与陈灼昊案简单对比。一是“辛普森”案是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有罪，我们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审判；二是导致陪审团认定辛普森无罪的因素，放在陈灼昊案件当中能否也会得出无罪的结果存在疑问；三是依据的法律不同。辛普森刑事诉讼的结果是无罪，今后不可能再追诉他，但被害人亲属仍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我国是成文法体系，我们依据刑诉法认定陈灼昊无罪，是因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他有罪。如果今后发现对他不利的新证据，仍然可以起诉他，二者的法律后果不一样。另外依照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刑事判决无罪，自然就失去了追究附带民事责任的事实基础，所以陈灼昊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记者：该案被判无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取证程序违法，这对侦查机关今后办案有什么借鉴意义？
吴海涛：主要原因是取证程序违法，导致多项证据被排除，最终证据不足，只能宣判无罪。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随后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习总书记强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这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必将被摒弃，逐步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做到靠“证据定案”。该案的终审改判，可以看作是这场改革踏出的一大步吧。当然，办案理念的转变需要一些时间，需要公、检、法共同努力。
C、“回到十年前我们不可能判无罪”
记者：在现代法治里，程序正义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吴海涛：现代法治国家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是侧重保障人权。在我国，以前侧重于打击犯罪，对程序的重视度不够，2004年前后一批冤错案件出现后，我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诉讼程序的重要性。
记者：这是进步。那么，就你的切身经历，这些年刑事法治的进步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吴海涛：首先是审判队伍的人员结构变化大。拿我们刑一庭来说，以前不少审判人员不是科班出身，现在越来越多科班出身的法律人充实到了审判队伍，法官们的学历、专业化水准都提高了。
其次是司法理念在向前迈进，定罪量刑的标准越来越严格。就我自己来说，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比十年前要厉害很多，假如我可以带着我现在的经验和能力回到10年前，遇上陈灼昊案，我会作无罪判决吗？我想不会！当时最大的可能是发回重审，因为当时的刑诉法允许多次发回，较小的可能是维持原判，最小的可能是从轻改判——疑罪从轻，最不可能的就是宣告无罪。
所以说，个人能力和经验在大时代的变迁中是微不足道的。这个案件之所以可以宣告无罪，是因为现在外界的很多因素改变了，国家的法制建设整体向前迈进，人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这个案件有这样的终审结果其实是顺应了时代的进步，我相信其他法官遇上这个案件，也会作出同样的判决。不作出这样的判决，好像很难向这个时代交代。
记者：那么，这类无罪案件今后会更多地出现吗？
吴海涛：随着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善，侦查机关对取证意识、程序意识的重视，会带来他们侦查能力的提高、程序的更加规范，我想这类案件会越来越少。
董柳、玲娜、郑富锐
文章来源：刑事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