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称，针对李怀亮案的被害人亲属提出的抗诉申请，检方尊重法院判决结果，已决定不予抗诉。同时申明，依据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李怀亮的重大作案嫌疑，此案与赵作海案有本质不同。检方还批评部分媒体对案件渲染炒作，未考虑到被害者亲属的实际心理感受。
应当说，检方把这起案件定性为“疑案”，而非“冤案”，有其道理。它与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确有不同，后者因“亡者归来”或“真凶落网”，已被验证为确凿无疑的“冤案”，而该案只是定罪的证据不足，但仍不能完全排除作案嫌疑，只能说是一起“疑案”。虽然在法律上，“疑案”被判决有罪，并导致被告人被长期羁押，同样属“错案”。但相比之下，对“疑案”作出无罪判决，更具有法治意义，因为它彰显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和理念，来得也更不容易。
“疑案”的存在，是由人类认识的非至上性和侦查认识的相对性所决定的。受案件侦破条件、侦查技术和能力、伦理和法律限制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些案件最终侦破不了，或者成为既无法认定、又不能排除的“疑案”，是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即使是世界公认的一些破案率较高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总体破案率也不超过半数，我国目前的破案率大约在30%至40%。因此，所谓“命案必破”，体现的只能是一种决心和勇气；所谓“不枉不纵”，“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也只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
“疑案”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应对。既然是“疑案”，就存在着有罪和无罪两种可能性，如果按有罪处理，则难免会冤枉一些无辜的人；如果按无罪处理，则又难免会放纵一些确实有罪的人。无论如何，难以两全，必须作出选择。如何抉择，实际上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两大价值目标，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和选择。现代刑事诉讼，基于对有罪推定的深刻反思，及人权保障优先的价值追求，最终确立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重要原则和理念，在“枉”与“纵”之间，选择了“宁纵勿枉”。这是法治精神的体现，是刑事司法的历史性进步。
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受司法理念和外在因素影响，往往仍沿袭着“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等处理方式，造成了久押不决、超期羁押及冤假错案等不良后果。李怀亮这起案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可谓见证了“疑罪从无”的中国的艰难处境。对于该案在证据上存在的问题，法院可谓心知肚明，要不然就不会出现2次不予受理，3次发回重审，3次作出留有余地判决的“拉锯战”。问题是，既然法院明知是“疑案”，缘何难以“从无”呢？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文章，分析了冤案成因及防范对策。其中谈到：“现实的情况是，受诉法院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窃以为，这基本是现实司法的写照，也道出了法院的苦涩和无奈。换句话说，明知是“疑案”而难“从无”，并非法院“不愿”，而是法院“不能”。
“压力”来自哪里？从以往的冤错案件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侦查、起诉机关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例如政法委协调定案），给法院施加压力；二是被害人及其亲属上访、闹访，给法院制造“维稳”压力。这两条，在李怀亮一案中，都有体现。该案之所以能在公检法之间反复“拉锯”，原因之一就是媒体所称的“碍于公检法三家之间的关系”，并有“有关部门协调”的影子；而之所以出现“死刑保证书”这一荒唐现象，且法院三次作出有罪判决，又与“担心被害人亲属情绪反弹”密切相关。
第一个方面，涉及到我国刑事诉讼结构问题。学界通常将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命名为“线形结构”，或曰“流水作业式”，并形象地解释为：“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其实，从司法实践的实际运行看，这说法仍不够精准。如果真是一条“水平线”，尚可指望通过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为发现和纠正冤错案件提供一定保障。但遗憾的是，它往往是一条“下行线”：公安机关不仅在程序上居先，而且在实际的政治权力格局里，地位也往往相对优越（例如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一旦其侦查终结，拿出一个冤错案件的“半成品”来，则在随后的起诉、审判等诸环节，如同滚石下坡，一路冲关夺隘，直到作出有罪判决方止。“下行线”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结构从“线形”恶化成“下坡形”，从而给居于坡底的法院带来巨大体制压力，即使法院真想“疑罪从无“，也将极为困难。更不用说，在有党政干预或政法委协调定案的情况下，法院往往只有服从的份了。
第二个方面，涉及对被害人一方的“维稳”问题。“疑罪从无”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但被害人一方的利益诉求必然受挫。一方面由于无罪放人，案情回归晦暗不明状态，被害人期望的实体公正落空，复仇的心理需求受挫；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补偿缺位，被害人往往得不到任何经济赔偿，甚至连医疗或生活都难以保障，求偿的心理需求也受挫。面临双重挫折，被害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挫折归因于“疑罪从无”的司法机关，进而做出种种非理性的攻击行为，常见的表现就是缠访、闹访。而在现行的“维稳”体制下，此举会给法院带领来巨大压力。
上述两方面压力，往往促使法院舍“疑罪从无”，而选择风险和压力相对较小的“疑罪从轻”。一方面，有罪判决解除了来自侦控机关的体制压力，顾全了控方的利益和颜面，避免了体制内的冲突或者不和谐；另一方面，缓解了来自被害人一方的“维稳”压力。所牺牲者，仅被告人一人而已。且是在具有一定有罪证据，侦控机关已有明确结论的基础上，作出的有罪判决，被告人未必属“冤”，自己也未必属“错”，这心思大大削弱了法院对可能出现冤错案件的担心和警惕。试想，如果没有意外情形出现，例如真凶落网、亡者归来，或引起社会关注，案件几无翻身的可能，“疑罪从轻”该是现行格局下法院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了。
正因为此，沈德咏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在一些冤错案件中，“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但问题是，一旦由于机缘巧合，案件最终被证明为冤案、错案，则不仅所谓“功”被剥夺，而且会连带整体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损，“过”莫大焉。因此，归根到底，“疑罪从轻”是放弃原则的投机，无异于饮鸩止渴，必须加以反对。
但问题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只要那个促使法院“疑罪从轻”的诉讼结构、利益格局没有改观，“疑罪从轻”恐怕仍将是众多法院和法官的理性选择，冤错案件仍将不断出现。关于解决的路径，外有域外的法治经验可资借鉴，内有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笔者不再一一赘述。这里，强调一点，那就是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的调整，这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
如前所述，“下行线”式的诉讼结构是冤错案件的根源，必须逐步改变。笔者考虑：第一步，要恢复和保障现行宪法和法律确认的“平行线”结构，公检法之间既要“分工负责、相互配合”，更要“相互制约”，检、法要对警方的“半成品”进行严格的、实质性的审查和检验；第二步，最终建立符合诉讼原理和法治理念的“上行线”（“上坡行”）结构，摈弃侦查中心，树立司法权威，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新格局。在这种诉讼结构中，侦、诉、审之间的关系由“滚石下坡”变为“推车上坡”，警方的侦查结论必须在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反复接受来自诉、审及辩方的持续质疑与检验，从而最大限度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
在这一点上取得改进，将促进法院独立审判，改善司法生态环境，消除或缓解法院面临的体制压力。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法院所面临的对被害人的“维稳”压力也会自然缓解。被害人一方之所以缠访、闹访，是因为其先入为主地认定被告人一定是真凶。而这种认识，又往往是受到了侦查、起诉结论的影响，甚至是侦查、起诉机关故意向其传递有罪信息的结果。这在佘祥林、李怀亮等案件中，都有充分体现。甚至有时，是侦查、起诉机关唆使被害人一方上访、缠访、闹访，以期给法院施压，挟持法院依照自己的意图下判。而一旦建立审判中心的格局，树立起司法至上的理念，就会削弱侦查、起诉结论对被害人的心理影响，促使诉讼各方膺服于法院的裁判结论。
作者：毛立新
文章来源：《法学就茶座》总第3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