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方面看，本案所涉国家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是2008年11月，而2008年12月夏守田虽担任了村委主任，但在此过程中，并无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性质，行为人向学校校长要公章，也是因需要学校盖公章履行手续，并未利用村主任的职务便利，故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从证据上看，在证人证据即有有罪证据，又有无罪证据的情况下，原一二审仅依据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就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贪污罪的证据不足。

(2018)晋08刑再14号判决书

2003年6月份，闻喜县××乡××村为建设村学校教学楼，成立了由夏某1、白某、李某等七人组成的领导组。经建校领导组同意，由被告人夏守田垫资承建××村学校教学楼工程。2003年6月20日，夏守田作为乙方与甲方闻喜县××乡××村委会签订了闻喜县××乡××村筹建中心教学楼协议书（甲方由村主任夏某1、副书记白某签字，乙方由夏守田签字）协议书约定工程总造价为437791元。2008年11月份，国家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2008年12月10日夏守田当选为××村村委主任。2008年12月22日，经闻喜县化解义务教育债务办公室指定评估机构，运城市元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夏守田所建的学校教学楼进行了评估，以2003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作为评估方法，评估总价值为433460元。其中材料、机械、人工等费用合计367338元，相关税款66122元（包括工程费用、税金、利润）。2008年，两届村委会先后支付给夏守田建设工程款206000元。闻喜县化解义务教育债务办公室以评估价格拨付给夏守田建校债务228460元。该村夏某1、刘某1等七人得知被告人夏守田得到228460元后，以夏守田虚构工程总造价437791元的虚假协议书，骗取国家钱财为由到检察院控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夏守田在2003年9月30日所建学校工程的原值为433460元，县化解债务办付给夏守田建校债务228460元，虚报的113460元，扣除其应得利息66988元，剩余46472元被夏守田占为己有。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的焦点问题是夏守田是否构成贪污犯罪。从主体上看，农村化解义务教育债务针对的是债权人而非村主任，夏守田是承建××村学校教学楼的债权人。国家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是2008年11月，而2008年12月夏守田虽担任了村委主任，但在此过程中，并无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的性质，夏守田是作为债权人领取其垫付的化解债务办公室拨付的建校工程款。其向学校校长要公章，也是因需要学校盖公章履行手续，并未利用村主任的职务便利。故夏守田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对于夏守田是否有贪污建校工程款的目的及行为，原一二审认定夏守田贪污的证据主要是证人夏某1、刘某1等七人证明工程总造价由26万元增加到28万元，再增加到32万元。但七名证人均未提供以上数字的书面协议书或会议记录，均为口头陈述。且证人夏某1、白某的证言前后矛盾，对26万元协议书和夏守田提供的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数字说法不一致。而证人刘某2、刘某3、刘某4等证人在一审庭审中出庭证明2003年本村建校的工程由夏守田承包，并由村委会和夏守田签订承包合同，合同单价为每平方米450元（总造价为437791元）。以上证人证言与夏某1、刘某1等人证言对工程总造价的说法不一致，是能够证明夏守田无罪的证据。在证人证据即有有罪证据，又有无罪证据的情况下，原一二审仅依据相互矛盾的证人证言就认定夏守田犯罪系证据不足。本案一二审和再审中，证人刘某2提供的夏守田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协议书与夏某1提供的协议书内容一致，均有夏守田和村主任夏某1的签字，协议约定的工程单价为每平米450元，工程总造价437791元。该协议书为原始证据、书面证据，也是直接证据。在证人证言出现相互矛盾，说法不一的情况下，原始的书面证据是最能反映客观事实真相的证据。且在化解债务办指定评估机构的情况下，运城市元兴评估有限公司对夏守田承包的教学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433460元，与协议书的总造价只相差4331元，最终拨付给夏守田的数额是根据评估价格减去村委会已经支付给夏守田的工程款的数额。而一二审判决认定此协议书系夏守田提供的虚假协议书，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夏守田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协议骗取教育化债款。

综上，本案从主体方面，夏守田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资格，在证据上，认定夏守田行为构成贪污罪的证据不足。

一、撤销本院（2017）晋08刑终16号刑事判决及闻喜县人民法院（2015）闻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夏守田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