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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恶势力的特征与恶势力集团犯罪的认定

黑恶势力是当前我国刑法的打击重点,这里的黑恶势力中的“黑”指黑社会性质组织,“恶”指恶势力。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我国《刑法》第294条已经做了明文规定,相关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都比较完备,从而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惩治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规范根据。然而,我国刑法对于恶势力并未做明确规定,只是在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所涉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认定恶势力犯罪,尤其是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就成为刑法理论亟待研究的一个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恶势力犯罪进行刑法教义学研究。

一、恶势力的特征

《2018年指导意见》和《2019年意见》等司法解释对恶势力的概念做了明确规定揭示了恶势力的构成特征,是认定恶势力的规范根据。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恶势力的以下特征:

(一)恶势力的人数特征

恶势力不是一种单个人实施的犯罪,而是多个人实施的犯罪。因此,恶势力犯罪具有共同犯罪的属性,它首先是共同犯罪中的结伙形式。在恶势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恶势力犯罪组织,则是共同犯罪中的集团形式。《2019年意见》明确将“经常纠集在一起”作为恶势力犯罪的首要特征,就是强调了恶势力犯罪的这种共同犯罪性质。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共同犯罪的主体是2人以上,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体一般是10人以上。恶势力犯罪的人数一般是3人以上,对此,《2019年意见》做了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恶势力犯罪并不是一般共同犯罪,而是具有纠集性的共同犯罪,因而其共同犯罪的人数要求高于一般共同犯罪。

应该指出,这里的3人是指恶势力犯罪的最低人数,即不能少于3人。在通常情况下,恶势力犯罪的人数都超过3人。对于恶势力犯罪所要求的3人如何理解,我国学者认为,应该是指相对固定的成员为3人以上,而不是指包括被临时纠集者为3人以上。①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持保留态度。如果被临时纠集者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已经符合刑法所规定的3人以上(包括3人在内)的主体数量要求,不能说还没有达到恶势力犯罪的人数标准。当然,如果被纠集者属于不明真相的人员,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则不能将这些人员包含在犯罪所要求的3人以上的主体数量之内。

(二)恶势力的手段特征

恶势力犯罪的手段特征是指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恶势力作为一种犯罪形态,其特点在于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实施犯罪活动。在我国刑法中,相当一部分犯罪的罪状中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的描述,例如抢劫罪和强奸罪。而在某些经济犯罪的罪状中,则采用“暴力、威胁手段”的描述,例如强迫交易罪。这些犯罪都具有暴力犯罪的性质,但其手段又不限于暴力,而是包括暴力胁迫或者暴力威胁。这里的暴力,是指采用殴打、伤害、捆绑、禁闭等足以危及人身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手段。胁迫或者威胁,是指以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这里的“其他手段”是指非暴力的手段。恶势力犯罪在通常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因而具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严重破坏性。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在恶势力犯罪中,还存在采用软暴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形。这里的软暴力是相对于暴力而言的,暴力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那么,如何理解软暴力呢?应当指出,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软暴力这个概念。《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描述中,对行为特征做了以下描述:“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此,立法机关将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和暴力相并列。因此,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就是暴力以外的手段。相对于暴力手段而言,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就是一种非暴力手段。《2009年纪要》在论及《立法解释》所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时,指出:“暴力性、胁迫性和有组织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的主要特征,但其有时也会采取一些其他手段。根据司法实践经验,《立法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手段主要包括:以暴力、威胁为基础,在利用组织势力和影响已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或威慑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谈判、协商、调解;滋扰、哄闹、聚众等其他干扰、破坏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非暴力手段。”在此,《2009年纪要》明确采用了非暴力手段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在阐述上述规定的时候指出:“当黑社会组织通过打打杀杀树立恶名后,出于自我保护、发展升级的需要,往往会竭力隐藏起暴力、血腥的本来面目,更多地使用软暴力手段,以此给司法机关打击处理制造障碍。”①

在此,采用了软暴力的概念以诠释《2009年纪要》中的非暴力。其实,软暴力和非暴力词异而义同。此后,软暴力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说,是以暴力手段为主,软暴力为辅。很难想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以没有暴力手段。及至《2018年指导意见》第4条,对依法惩处利用软暴力实施的黑恶犯罪做了明确规定。根据《2018年指导意见》规定,黑恶势力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破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构成犯罪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处理:(1)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或者形成心理强制,分别属于《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恐吓、《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威胁,同时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应分别以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2)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同时符合《刑法》第274条规定的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同时由多人实施或者以统一着装、显露文身、特殊标识以及其他明示或者暗示方式,足以使对方感知相关行为的有组织性的,应当认定为《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5项规定的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对利用软暴力实施犯罪的恶势力集团进行认定。例如,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办理的被告人赵家正等9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以及被告人王明星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被告人实施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犯罪活动,并在催收过程中多次采用泼油漆、砸玻璃、堵锁眼等方式造成数十名受害人及其亲友住所财物损失。太仓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被告人王明星与被告人赵家正等人犯罪行为属于典型软暴力犯罪,且被告人作案时间较长、次数较多、涉及被害人多,社会影响恶劣。据此,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及悔罪态度,分别对涉案的被告人判处1年4个月至3年3个月不等的刑期。

笔者认为,软暴力这个概念只有在对其以暴力论处的情况下,才具有实质意义。如果软暴力仍然是非暴力,而且刑法和司法解释都已经明确规定其他非暴力手段也可以构成黑恶犯罪的情况下,软暴力的概念就没有特殊意义。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意见》并没有专门提及软暴力的概念。这里应当指出,无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是恶势力犯罪,都必然具有暴力犯罪的性质,软暴力手段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恶势力犯罪表现,不可能完全利用所谓软暴力达成。因此,单纯的软暴力不能构成恶势力犯罪。即使是在上述赵家正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中,被告人以发放高利贷为主要敛财手段,在追讨债务过程中,既有暴力讨债行为,同时又采取了软暴力方式进行讨债。由此可见,暴力和软暴力同时并用。正如我国学者指出:“软暴力手段与暴力性手段交替使用,暴力、暴力威胁作为经常性手段,暴力性手段居于支配性地位,是恶势力组织影响力的基础,是恶势力的基本行为特征。”①

(三)恶势力的地域特征

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这是对恶势力犯罪地域特征的描述。应该说,犯罪可以发生在任何地域。但对于某些犯罪来说,则只能发生在特定地域。《2019年意见》规定,恶势力犯罪发生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这是因为恶势力犯罪具有区域性犯罪或者行业性犯罪的性质。只有在某个特定区域或者行业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才能对该特定区域或者行业产生严重社会影响。否则,如果不是发生在特定区域或者行业,而是流窜各地实施犯罪活动,或者在较为广泛的区域从事犯罪活动,则难以构成恶势力犯罪。因为恶势力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样,具有称霸一方的特点。因此,只能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实施犯罪活动。并且,这种犯罪活动不是一次实施,而是多次实施,由此形成犯罪的威慑力,造成人民群众的心理恐慌。根据《2019年意见》的规定,这里的“多次”是指在2年以内多次实施犯罪,即对多次加以时间的限制。而对于这里的“多次”,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理解为3次以上。

(四)恶势力的犯罪特征

根据《2019年意见》的规定,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包括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但也包括主要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恶势力还可能伴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违法犯罪活动。由此可见,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分为主要违法犯罪活动和伴随违法犯罪活动两种类型。

1.主要的违法犯罪活动

主要的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这些犯罪具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性质,涉及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的相关犯罪。

(1)强迫交易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26条的规定,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接受服务,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强迫交易罪虽然强迫的内容是经营活动,但其手段具有暴力性和强制性,在多数情况下属于暴力性的经营活动,即以暴力或者强制手段而达到经济目的。强迫交易罪具有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性,而且会造成他人人身权利和治安秩序的危害。因此,强迫交易罪是恶势力集团常见的犯罪活动。

(2)故意伤害罪

在我国刑法中,故意伤害罪是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当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时候,同时具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性质。恶势力集团所实施的故意伤害罪,通常是指在公共场所实施、对不特定的人实施的故意伤害罪。当然也不排除,出于报复竞争对手的目的,对特定的人,到他人家里或者单位进行伤害的行为。

(3)非法拘禁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非法拘禁罪在通常情况下,都采取暴力方法,因而具有暴力犯罪的性质。恶势力集团为实现其犯罪目的,往往对他人进行非法拘禁。因此,非法拘禁是恶势力集团较为常见的犯罪手段。例如,为索要高利贷形成的高额债务,恶势力犯罪分子往往对他人进行非法拘禁,限制或者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2018年指导意见》指出:黑恶势力有组织地多次短时间非法拘禁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38条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他人3次以上、每次持续时间在4小时以上,或者非法拘禁他人累计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

(4)敲诈勒索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敲诈勒索罪属于财产犯罪,但其犯罪手段具有对他人精神的强制性。恶势力集团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经常实施敲诈勒索犯罪。2013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依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50%确定。其中,第(五)项规定的就是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因此体现了对恶势力所实施的敲诈勒索罪从严惩治的政策精神。

(5)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属于毁坏型财产犯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犯罪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型。通常财产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只有故意毁坏财物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通过毁坏财物以实现个人目的。恶势力的犯罪活动往往包括故意毁坏财物,而且是在公共场所毁坏财物,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具有对社会治安的破坏性质。例如,在非法强制拆迁过程中,恶势力犯罪分子强制将他人房屋以及其他财物毁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33条对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做了规定,在通常情况下,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是造成公私财产损失5000元以上。但第(三)项规定,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这里的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包括恶势力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实施毁坏公私财物的犯罪。

(6)聚众斗殴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92条的规定,聚众斗殴罪是指聚集3人以上,进行斗殴,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聚众斗殴罪具有暴力性,尤其是聚集多人进行斗殴或者聚众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进行斗殴,往往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恶势力为争夺势力范围或者争夺经济利益,往往会进行聚众斗殴,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聚众斗殴罪是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是流氓恶势力常犯之罪。

(7)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一样,都是从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也是恶势力集团最为常犯之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为寻求精神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随意殴打他人,情节严重;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十分宽泛,既包括殴打、恐吓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又包括强拿硬要等侵犯公私财产权利的行为。同时,还包括起哄闹事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因此,恶势力纠集多人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对于社会具有重大危害。

2.伴随的违法犯罪活动

恶势力伴随的违法犯罪是指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如果说,主要的违法犯罪活动是恶势力通常所犯之罪;那么,伴随的违法犯罪活动是恶势力所伴生的违法犯罪活动。前者体现的是恶势力的本质,而后者则体现恶势力的特色。

(1)开设赌场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303条第2款的规定,开设赌场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场所,招徕他人参加赌博;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视频、数据,组织赌博活动;设置具有退币、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备,并以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作为奖品,或者以回购奖品方式给予他人现金、有价证券等贵重款物组织赌博活动的行为。开设赌场是恶势力敛财的主要途径,并且往往会衍生其他犯罪活动。

(2)强迫卖淫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强迫卖淫罪是指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他人意志,迫使他人从事有偿性交易活动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恶势力专门从事卖淫活动,如果他人不从,就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迫使他人卖淫。因此,强迫卖淫罪是恶势力伴随的违法犯罪活动。

(3)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都属于毒品犯罪,专门从事毒品犯罪活动的是毒品犯罪集团。毒品犯罪集团不能等同于恶势力,恶势力虽然也可能实施毒品犯罪活动,但这种毒品犯罪活动只不过是恶势力附带的一种犯罪活动,因而在性质上不同于毒品犯罪集团。

(4)抢劫、抢夺罪

在我国刑法中,抢劫、抢夺罪属于财产犯罪。当然,抢劫手段具有暴力性,因而抢劫罪具有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的双重属性。恶势力为敛财,也会实施抢劫、抢夺犯罪活动。

(5)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都属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恶势力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纠集多人,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进行违法活动,严重妨碍公共秩序。

(6)聚众打砸抢犯罪

我国《刑法》第289条对聚众打砸抢做了规定,根据刑法规定,“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的《刑法》第234条是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第232条是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第263条是对抢劫罪的规定。因此,聚众打砸抢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刑法》第289条关于聚众打砸抢的规定,其实是一个引导性条款。恶势力人多势众,也会采用聚众打砸抢的犯罪手段,对此应当分别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定罪处罚。

(五)恶势力的本质特征

恶势力犯罪的本质特征表现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任何犯罪都具有社会危害性,即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恶势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它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普通犯罪。因为恶势力犯罪的严重危害结果和恶劣社会影响及于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其社会危害性具有散发性和辐射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恶势力犯罪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恶势力犯罪侵害的是一定区域或者一定行业的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且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性质。恶势力的主要违法犯罪活动,例如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都属于此类违法犯罪。值得注意的是,在《2109年意见》中,存在以下三个规定以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性质作为恶势力认定的根据:(1)《2019年意见》第5条规定:“单纯为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2)《2019年意见》第8条第1款规定:“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但也包括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主要以暴力、威胁为手段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3)《2019年意见》第8条第2款规定:“仅有前述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能认定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由此可见,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恶势力的本质特征。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恶势力并不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独立罪名。在这一点上,恶势力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完全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罪质内容的一个独立罪名,它虽然不像杀人、伤害等以犯罪实行行为为构成要件的罪名,而是以组织、领导、参加等共犯行为为罪质内容,具有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特征。恶势力本身只是一种共犯行为而非正犯行为,因此它只能依附于正犯行为而存在。就此而言,司法解释关于恶势力的规定,无论是结伙性质的恶势力还是集团性质的恶势力,都只是一种犯罪情节,具有恶势力性质的犯罪,在定罪处罚的时候,应当予以从重。至于恶势力如何定罪,就应当根据所犯罪名加以确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恶势力往往犯有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关于恶势力所犯的罪名,司法解释规定了主要罪名和伴随罪名。那么,在犯有上述罪名的情况下,如何区分恶势力的犯罪与普通犯罪呢?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犯有上述罪名的情况还是较多的,不能说只要犯有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这些罪名就属于恶势力。因此,恶势力必然具有这些罪名所不能包含的特殊属性。这一特殊属性就是司法解释所反复强调的八个字: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因此,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在认定具体犯罪以外,在认定是否恶势力的时候需要独立判断的要素,它是恶势力的本质特征。根据《2019年意见》的规定,如果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而是为单纯牟取不法经济利益,或者因本人或者近亲属的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同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因此,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特征对认定恶势力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恶势力的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第一,法益侵害。

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为,这里的侵害法益就是指社会危害性。当然,社会危害性的概念较为笼统,而法益侵害则可以根据保护法益的内容加以确定。例如,故意杀人罪的保护法益是生命权,而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是健康权。对这些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法益造成的侵害,就是法益侵害的内容。因为恶势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恶势力所犯的主要犯罪和伴随犯罪都各自具有其法益侵害的内容。例如,在恶势力中较为常见的罪名———非法拘禁罪所侵害的是人身自由权;敲诈勒索罪所侵害的是财产权;寻衅滋事罪所侵害的是公共秩序,等等。在认定这些犯罪的时候,当然需要对此进行考察。但如果认定恶势力犯罪,则还需要在考察犯罪是否具有上述法益侵害内容以外,再进一步考察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性质。这里的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是指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一定区域和行业的人员实施不法侵害,称霸一方,作威作福。因此,只有当行为人所犯的各种犯罪不仅符合该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且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否则只能认定为普通犯罪。例如,以侵害人身的犯罪为例,恶势力的侵害人身犯罪不仅造成他人的人身侵害和财产侵害,而且是为了通过这种犯罪,压服他人,使他人不敢反抗。因此,恶势力的侵害人身犯罪一般具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欺压无辜群众;第二种类型是杀伤其他恶势力团伙成员。恶势力的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例如敲诈勒索罪和强迫交易罪等,犯罪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获取非法利益,而在于取得一定的经济实力。此外,恶势力经常和“黄”(组织、强迫、容留卖淫罪)、“赌”(开设赌场罪、聚众赌博罪)和“毒”(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相关联,但它又在一定意义上区别于组织卖淫团伙、赌博团伙和贩卖毒品团伙。在恶势力犯罪中,这些犯罪只是伴随的犯罪而不是主要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认为只要是“黄赌毒”犯罪案件,就一定是恶势力。关键还是在于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至于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等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本身就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性质,在恶势力犯罪中是不可或缺的罪名。

第二,行为特征。

在恶势力认定中,考察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的时候,还要结合恶势力犯罪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这里的行为特征,包括行为对象、行为地点和行为方式等内容。例如,恶势力的故意伤害等侵害人身犯罪往往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或者针对无辜群众,随意殴打或者伤害他人,造成严重后果。而行为地点是指恶势力的人身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它不仅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而且破坏公共秩序,危害社会治安。至于行为方式,是指采取较为残忍或者极端的犯罪手段,具有残酷性,对一定区域造成严重的恐慌气氛。

第三,主观动机。

恶势力犯罪在主观上不仅具有某种犯罪的故意或者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违法要素,而且从总体上说具有所谓流氓动机,这种流氓动机的内容就是追求精神刺激或者满足称霸欲望。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做了明确规定,指出其是指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这种主观因素也就是笔者所称的流氓动机,它对于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和侵害人身和财产的犯罪相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认定恶势力犯罪,并将恶势力犯罪与普通的侵害人身和财产犯罪的时候,这种主观动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主观要素是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这一恶势力本质特征在行为人主观上的呈现。

二、恶势力集团犯罪的认定

在具备恶势力特征的条件下,根据《2019年意见》的规定,再进一步将恶势力区分为两种共同犯罪形态,这就是恶势力结伙犯罪和恶势力集团犯罪。恶势力结伙犯罪属于恶势力的一般共同犯罪,只要具备恶势力特征的,就构成恶势力结伙犯罪。而恶势力集团犯罪属于恶势力的特殊共同犯罪,只有在恶势力的基础上具备犯罪集团特征才能成

立。因此,对应恶势力集团犯罪需要专门进行讨论。

(一)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特征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集团要求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相对固定,具备一定的组织形态特征。因此,恶势力犯罪集团同样具有一定的组织形态。犯罪集团不同于临时纠集的共同犯罪的特征就在于:在临时纠集的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是为实施一次犯罪而纠合在一起的,犯罪实施完毕以后,人员就解散了,因而不具有组织性。而在犯罪集团的情况下,共同犯罪人是为多次,甚至长期实施犯罪活动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犯罪集团中存在一定的组织形态,例如犯罪集团的犯罪分子之间具有一定的分工,既存在组织者、指挥者,又存在骨干成员和其他一般参加者。恶势力集团犯罪是以犯罪集团为基础的,因而必然具有犯罪集团的组织性。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性表现为:

1.恶势力集团成员的固定性

恶势力作为一种犯罪集团,其成员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如果成员较多,则其核心成员具有一定的固定性。这里的固定性,是指某些恶势力成员在一定时间内积极参加恶势力集团的活动,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如果虽然人数较多,但人员流动较多,没有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则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2.恶势力集团成员之间具有分工性

在经常纠集在一起从事犯罪活动以后,恶势力集团成员之间形成一定的分工。这里的分工,是指在从事恶势力犯罪活动中,存在首要分子、骨干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这样不同的角色。根据《2019年意见》的规定,恶势力犯罪集团中,存在以下三种角色分工:第一是恶势力犯罪的首要分子。所谓恶势力的首要分子,是指在恶势力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由此可见,首要分子是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核心人物,对于恶势力从事的犯罪活动发挥了组织、指挥和策划的作用。第二是恶势力犯罪的骨干分子。所谓恶势力犯罪的骨干分子,是指在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中起到主要的犯罪分子。在一般情况下,骨干分子多次参加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而且在违法犯罪活动中承担主要角色,发挥主要作用。第三是恶势力犯罪的其他成员。所谓恶势力的其他成员,是指知道或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分子。

3.恶势力集团实施犯罪活动的多样性

根据所实施犯罪的种类,可以分为单一的犯罪集团和多种的犯罪集团。单一的犯罪集团是指该犯罪集团只实施某种特定犯罪的集团,例如走私集团、抢劫集团、盗窃集团、诈骗集团等。多种的犯罪集团是指并不限于实施一种犯罪而是实施多种犯罪的集团,例如既盗窃又抢劫;或者既诈骗又敲诈勒索等。恶势力犯罪集团一般都属于多种的犯罪集团,它并不限于实施一种犯罪,而往往实施多种犯罪。__

(二)恶势力集团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分

恶势力集团犯罪是介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普通集团犯罪之间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它既区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时又区别于普通集团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恶势力集团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恶势力集团虽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两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但从刑法规定的意义上说,恶势力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又是完全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刑法分则规定的,我国《刑法》第294条设立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构成的犯罪;第二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而恶势力集团并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而是根据刑法总则规定犯罪集团进行认定的。换言之,组织、领导、参加恶势力集团本身并不是犯罪,只有以恶势力集团的形式所实施的具体犯罪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如果只有组织、领导、参加恶势力集团的行为,但尚未实施具体犯罪,只能以意图实施的具体犯罪的预备论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恶势力集团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恶势力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的区别。《2009年纪要》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案时应根据本纪要的精神,结合组织化程度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有无追求和实现对社会的非法控制等特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加以正确区分。同时,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理解和把握打早打小方针。”打小打早是我国司法机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重要政策。然而,如何打小打早而又打准打实,这是一个需要正确把握的政策界限。在没有对应恶势力犯罪的规范标准的情况下,强调打小打早,就可能会将尚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的恶势力团伙拔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打击,这就偏离了打击目标,扩大了打击范围。现在,司法解释明确把黑恶并列,明确恶势力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各自的特征,并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这对于有效地惩治黑恶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组织程度的高低

无论是恶势力集团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属于有组织犯罪。因而,都存在一定的组织形式。然而,恶势力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相比,在组织化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的稳定性。组织结构是任何组织,包括合法组织和非法组织度具有的基本要素。不同的组织在其组织结构的稳定性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越是正规或者成熟的组织,其组织结构越是稳定,因而该组织的行动力以及对组织成员的支配力越强。恶势力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种犯罪组织,都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但在这种组织结构的稳定性程度上是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就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明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一个松散的临时纠集的集合体,而是在一个较长时时期在一定地域有组织地从事犯罪活动的稳定的犯罪组织。①相对来说,恶势力集团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这种组织化的程度是较低的。恶势力具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成员,包括组织者和骨干成员。但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上,恶势力集团都要逊色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主要表现为组织成员的流动性较大,固定的组织成员较少,组织者对于组织成员的控制力和支配力较弱。

2.经济实力的强弱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来说,一定经济实力是必不可少的要件。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一般是通过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积累而成的。例如,通过强行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抢劫、抢夺、开设赌场、强迫卖淫或者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获取,也可能通过建立经济实体通过正常的经营活动而获取。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是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提供经费或者其他经济上的支持,维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正常活动,以便进一步壮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恶势力集团也往往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当然,建立经济实体从事正常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实力的情况还较为少见,而采用非法讨债、以套路贷的方式发放高利贷进行敛财的现象较多。例如,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办理的史宾宾等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中,在被告人史宾宾组织、领导下,形成了以其为首的包括被告人黄东海等数名固定组成人员的非法讨债团伙,持续以非法拘禁犯罪、寻衅滋事犯罪的方式讨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因此,相对来说,恶势力集团的经济实力较弱。

3.非法控制的有无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只有达到这种非法控制程度,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是并列的。那么,如何理解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之间的关系呢?我国有学者指出,形成非法控制是指将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置于非法操纵、左右之下;重大影响是指具有相当程度的左右、决定的作用。①因此,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都具有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操控性和支配性。重大影响并不只是对一定人身、财产或者国家、公共利益所造成的犯罪结果严重,而是对于一定区域或者行业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种影响超越了个罪的危害性,而具有对社会合法秩序的破坏性例如,在刘烈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法院判决认定,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两种方式对湖北省仙桃市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了严重危害。一种方式是通过入股加入某一经济实体,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在该行业逐步形成垄断,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另一种方式是有组织地通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或者通过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欺压、残害群众,不断扩大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响力,称霸一方,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①在以上两种方式中,第一种是非法控制,第二种是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这里的重大影响具有通过犯罪活动削弱合法政权的控制力,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掌控的非法秩序。只有达到这种程度的重大影响,才具有非法控制的性质。而恶势力集团表现为经常纠集多人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包括软暴力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恶势力集团还不具有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非法控制能力,未能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非法掌控,这是恶势力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区别之所在。

(三)恶势力集团犯罪和普通集团犯罪的界分

恶势力集团不仅不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且还不同于普通犯罪集团。这里所谓普通犯罪集团是指根据我国《刑法》第26条第2款认定的犯罪集团,即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的犯罪集团可以分为单一性的犯罪集团和多元性的犯罪集团。对于实施单一犯罪而组成的犯罪集团,例如盗窃集团、卖淫集团或者贩毒集团来说,显然不可能构成恶势力集团,因此区分较为容易。而多元性的犯罪集团是为实施多种犯罪而组成的犯罪集团,恶势力集团也往往同时实施多种犯罪活动,因此两者的区分就有一定的难度。从形式上来看,两者都是犯罪集团,而且都实施了多种犯罪活动。那么,两者的区分到底何在?笔者认为,区别主要表现在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这里的较为恶劣的影响不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大影响,但也不同于普通犯罪集团的个罪影响。其中,普通犯罪集团的个罪影响只及于受害的个人或者单位,没有超越个罪对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产生的影响。而恶势力集团纠集多人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对一定区域或者行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产生了恶劣影响。例如,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王友兴等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中,被告人王友兴、高明洋以开设投资担保公司和企业管理公司名义从事非法放贷、讨债等活动,通过非法剥夺债务人人身自由,对债务人实施暴力威胁、恐吓、强行签订空白租房协议、非法占用房产、变卖房屋内家具等方式实施非法拘禁和寻衅滋事,因此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这种恶劣影响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具有对社会治安的破坏性。

恶势力集团虽然不像黑社会性质组织那样,只要组织、领导、参加就单独构成犯罪。但一旦构成恶势力集团,就在刑事责任承担上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集团的特点。《2009年纪要》对恶势力集团的定罪处罚做了专门规定:“在准确查明恶势力团伙体违法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并充分运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依法惩处。对符合犯罪集团特征的,要按照犯罪集团处理,以切实加大对恶势力团伙依法惩处的力度。”应当指出,上述规定中的恶势力团伙,还不能等同于恶势力集团。现在《2018年指导意见》已经把恶势力纳入犯罪集团的范畴,因此应当按照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解决其刑事责任问题。我国《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4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因此,对恶势力集团的组织者、指挥者,骨干成员和一般参加者,应当分别定罪处罚。

1.恶势力集团的组织者、指挥者

恶势力集团的组织者、指挥者是指恶势力集团的首要分子,是恶势力集团的发起者和创立者,对恶势力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组织者、指挥者是指在恶势力集团犯罪中进行组织、策划、指挥的犯罪分子,是威慑力集团犯罪中的主犯。无论是恶势力集团的组织者还是指挥者,都应当对恶势力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当然,这里应当区分恶势力集团的犯罪行为和恶势力集团个人的犯罪行为。恶势力集团的犯罪行为是在恶势力集团的组织下共同实施的犯罪,以及受恶势力集团首要分子的指派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恶势力集团的个别成员并没有受到指派但为恶势力集团利益而主动实施具体犯罪的,也应当视为恶势力集团的犯罪,恶势力集团的组织者、指挥者也同样要对该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如果恶势力集团个别成员出于个人原因,在没有恶势力集团指派的情况下,私自实施具体犯罪的,应当视为个人犯罪。

2.恶势力集团的骨干成员

恶势力集团的骨干成员积极参加恶势力集团的犯罪活动,并且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因此也是威慑力集团犯罪的主犯,应当对其所参与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应当指出,恶势力集团的骨干分子不同于组织者、指挥者,并没有对恶势力集团的全局掌控性和支配性,而只是参加恶势力集团的具体犯罪活动,是恶势力集团犯罪的实行犯,应当对本人参与的犯罪承担责任。

3.恶势力集团的一般参加者

恶势力集团的一般参加者是指追随恶势力集团,参加恶势力集团的犯罪活动,但在恶势力集团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属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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