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肖文书与某律师事务所在《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若经某律师事务所工作，肖章军被判处缓刑（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取保候审而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撤销案件），则肖文书再向悦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报酬40万元”的约定内容，属于风险代理。
首先，刑事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和《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明确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某律师事务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标准》、《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用的相关规定。
但是，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肖文书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对某律所的不当行为，重庆市江北区司法局也已作出（江司）行罚[2009]2号、（江司）行罚[200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其行为违法，并给予停业整顿、罚款等行政处罚。
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某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所签订的刑事案件风险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
为此，原再审判决认定某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签订的《刑事案件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在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某律师事务所与肖文书等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案号：（2012）民再申字第318号；合议庭法官：汪治平、李伟、李玉林；裁判日期：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某律所与林三吉在《法律服务协议》中的”1.3律师费”条款的第2点约定：”客户同意在案件办理结束后，将桂林漓江高尔夫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13%股份或者相应比例的香港惠成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律师事务所指定的个人或公司作为律师服务费。除此之外如追回现金、实物或其他资产的，按照上述比例支付给律师事务所。”
再审审查中，某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可某律所在代理林三吉就柴振中等人涉嫌诈骗罪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林三吉并未持有香港惠成公司（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漓江高尔夫公司为香港惠成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份。因此，某律所在与林三吉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时，明知该13%的股份并非一定能从林三吉处受让，只有在该刑事案件办理的预期结果出现后，也即林三吉通过该刑事案件追回、取得香港惠成公司的股份后，向某律所转让该13%的股份作为律师服务费的约定方有履行的可能。
因此，该协议关于转让13%股份的约定实质上属于附条件成就的约定。此外，该条款还约定”如追回现金、实物或其他资产的，按照上述比例（13%）支付给律师事务所”。
由此可知，某律所在该条款中采取了将律师服务费与追回赃物的办案结果直接挂钩的收费方式，属于刑事风险代理。刑事风险代理以刑事司法活动结果作为收取代理报酬的条件，其性质和后果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故某律所与林三吉在《法律服务协议》中关于刑事风险代理的约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某律师事务所与林三吉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申1649号；合议庭法官：钱小红、奚向阳、张颖新；裁判日期：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