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系列入户盗窃案件中，被盗的黄金首饰早已被销赃耗用，被害人手中既无购买发票，也无鉴定证书，赃物价值该如何认定？如果简单以被告人低价销赃所得的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显然得不到弥补；但如果强行按照被害人主张的市场价值定罪，又可能违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导致罪责刑失衡。陈某系列入户盗窃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犯罪数额认定与退赔金额确定作出功能区分，这一处理思路对办理赃物灭失类盗窃案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也是本文希望重点探讨的问题。

案情简述

2022年2月至10月间，被告人陈某在四川省通江县多次实施入户盗窃，作案手法均为掰断或剪断防护栏后翻窗入室，窃得现金、黄金首饰、手机、烟酒等财物，多数赃物已被销赃或耗用。审理过程中，陈某与多名被害人就退赔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认定陈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同时判令陈某按照销赃金额认定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并按照与被害人协商确定的金额承担退赔责任，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本案作为入库参考性案例，其核心争议集中体现为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问题：其一，在赃物已经灭失、又缺乏发票、鉴定意见等有效价格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何种标准认定盗窃罪的犯罪数额；其二，犯罪数额一旦确定，是否必然等同于被告人应当向被害人承担的退赔金额，二者能否作出适当区分，又应当通过何种程序机制来确定实际的退赔数额，以兼顾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填补需求。

法理与实务辨析

（一）赃物灭失情形下犯罪数额认定的基本规则：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具体适用

裁判要旨明确指出，赃物灭失又无有效价格证明的情况下，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以销赃金额认定犯罪数额。这一规则的确立，源于刑事诉讼中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基本理念：当涉案财物已经灭失、无法通过专业估价机构进行客观鉴定，而被害人陈述的财物价值又往往带有一定主观性、难以客观核实时，若简单采信被害人一方提出的价值主张作为定罪数额，实质上是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转嫁给被告人。相较而言，被告人实际销赃所得的金额，是一项相对客观、有据可查的事实，以此作为犯罪数额的认定基础，既符合证据裁判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必要保障。这一裁判规则对于同类文物、贵金属饰品、二手电子产品等缺乏统一市场定价、又容易被迅速销赃变现的盗窃案件，具有普遍的参照价值。

（二）犯罪数额与退赔金额的功能区分：刑罚目的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双重实现

本案裁判说理的核心创见在于，明确提出应当将盗窃数额与退赔金额予以区分，二者虽然均源自同一犯罪事实，但承担着不同的制度功能。裁判理由进一步阐释，刑法的功能是惩罚犯罪、保护法益，惩罚犯罪是手段，保护法益才是最终目的，因此以被告人销赃金额认定盗窃数额、以被告人与被害人协商金额确定退赔金额，能够同时兼顾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救济。这一说理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实务认识：犯罪数额的认定服务于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事责任评价目标，而退赔金额的确定则服务于恢复性司法、实际弥补被害人损失这一民事救济目标，二者虽然常常同源，却不必然同值，人为地将二者强行统一，反而可能顾此失彼，既不利于准确量刑，也不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充分实现。

（三）民事调解程序融入刑事审理：协商确定退赔金额的正当性基础

裁判要旨进一步指出，由于被告人销赃金额往往远低于被害人的实际财产价值，若直接以销赃金额确定退赔金额，将显失公平，也不利于矛盾化解，因此通过将民事调解程序纳入刑事案件审理过程，采用协商的方式确定退赔金额，更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便利案件后期执行，也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案中，法院正是在审理过程中促成陈某与多名被害人分别就具体退赔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并对该协议的自愿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后，将其作为退赔金额认定的依据。这一处理方式实质上是将民事调解的协商性、灵活性优势引入刑事附带的财产处置环节，既避免了简单套用销赃金额可能造成的实际不公，也避免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可能带来的程序拖延和执行成本，是民刑衔接机制在具体个案中的生动体现。

辩护策略与路径

（一）犯罪数额的审查重点：核实销赃金额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办理赃物灭失类盗窃案件，辩护律师首先应当全面核实被告人各笔销赃的具体金额、销赃对象、销赃时间及交易凭证，尤其应当关注是否存在部分赃物销赃记录缺失、被告人自认金额与实际交易记录不符等问题，防止因笼统估算或被害人单方陈述而导致犯罪数额认定偏高。对于既无销赃记录、又无价格证明的赃物，应当积极主张该部分财物价值不能计入犯罪数额，从而影响盗窃罪数额档次的最终认定，这直接关系到量刑幅度。

（二）积极促成退赔协商：兼顾被害人权益与量刑从宽利益

本案的处理路径表明，被告人与被害人就退赔金额达成协商一致，不仅有助于实际修复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也是坦白、认罪认罚等从宽量刑情节的重要支撑事实。辩护律师应当在会见及审前阶段积极引导被告人及其家属主动与被害人沟通、协商退赔方案，尤其对于黄金首饰等缺乏统一定价标准的贵重物品，应当协助双方在合理区间内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退赔金额，并及时促成退赔款项的实际给付或提存，为争取从宽处理创造有利条件。

（三）区分犯罪数额与退赔金额，避免混淆导致的不当加重

辩护律师应当特别注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防止公诉机关或被害人一方将退赔协商金额直接等同于犯罪数额予以指控，二者的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及法律功能均存在本质差异。若发现指控数额系直接采信被害人主张的市场价值而非销赃金额，应当明确提出异议，主张依法以销赃金额作为犯罪数额认定的基础，同时说明退赔金额可以另行通过协商方式确定，不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

实务启示与思考

第一，办理涉及赃物灭失、又无有效价格证明的盗窃案件，辩护律师应当牢固树立犯罪数额与退赔金额相区分的审查思维，避免简单地将二者混同处理，这既是准确量刑的基础，也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抓手。第二，销赃金额的核实是此类案件数额辩护的核心工作，辩护律师应当在阅卷阶段系统梳理每一笔销赃记录，逐项核对交易时间、对象、金额，防止数额认定出现偏差。第三，积极促成被告人与被害人就退赔金额达成协商一致，既能够实质性修复被害人损失、化解社会矛盾，也是坦白、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重要事实支撑，辩护律师应当将退赔协商工作作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早介入。第四，对于多被害人、多起事实的系列盗窃案件，应当逐笔、逐项梳理每一名被害人的具体损失、协商结果及扣押物品的返还情况，确保各项数额认定清晰、有据，避免因案情繁杂而出现遗漏或错误。第五，本案所体现的民事调解程序融入刑事审理的处理思路，提示辩护律师在同类财产犯罪案件中，可以主动向法庭提出促成调解、协商退赔的建议，这既有利于被害人权益保护，也有利于争取对被告人更为有利的量刑结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结语

赃物灭失、价格存疑，从来不是盗窃案件数额认定的"真空地带"。本案确立的以销赃金额认定犯罪数额、以协商方式确定退赔金额的处理思路，既恪守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裁判原则，也充分回应了被害人损失填补的现实需求，为同类案件的审理与辩护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路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