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赌博犯罪往往具有涉案人数众多、参赌人员分散、服务器架设境外等特征，传统刑事证据审查所要求的"一对一"言词证据收集标准（即每一笔涉赌资金、每一名参赌人员均应有对应证人证言予以印证）在此类案件中常常难以完全实现。当言词证据存在客观缺失时，能否仅凭电子数据、书证等间接证据材料对全案犯罪事实作出认定？张某、裴某某等开设赌场罪案对这一证据审查难题给出了明确的裁判指引，同时也对跨境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确定标准作出了回应，值得辩护律师在办理同类网络赌博犯罪案件时深入研究。

一、案情简述

韩国籍人HONGSEONGMIN在互联网上开设赌博网站，并在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多个赌博工作室，招揽韩国籍人员利用体育赛事进行赌博。被告人张某、裴某某受雇于该赌博网站，张某系威海地区负责人，主要负责雇用、管理工作人员及发放工资，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裴某某主要负责场所租赁、设备采购及银行账户资金支付转移，非法获利100余万元。截至案发，该赌博网站累计接受投注折合人民币逾31亿元，登记注册参赌人员2292名。一审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张某、裴某某有期徒刑七年、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张某另被判处驱逐出境。二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核心争议焦点提炼

结合本案裁判说理，可提炼出以下两个层层递进的争议问题：

其一，涉案赌博网站服务器位于境外、参赌人员及网站开设者多系外国籍人员的情形下，中国司法机关对本案是否具有刑事管辖权，具体应当以哪一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其二，本案涉及登记注册参赌人员逾2000名、投注金额高达31亿余元，在客观条件限制导致难以对每一名参赌人员、每一笔资金逐一收集对应言词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何种证据审查标准对全案犯罪事实作出认定？

三、法理与实务辨析

（一）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的刑事管辖权确定标准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了开设赌场罪。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涉案赌博网站服务器架设于境外，网站实际开设者及大部分参赌人员均系外国籍人员，这就产生了中国司法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前提性问题。裁判理由指出，虽然赌博网站服务器处于境外、相关人员多系外国籍人员，但本案在中国境内开设工作室从事跨境赌博活动，有中国公民参与，客观上扰乱了中国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与中国或中国公民发生了直接联系，造成了实际侵害或影响，故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这一说理确立了跨境网络犯罪管辖权认定的实质判断标准，即不应仅因犯罪活动的部分环节（如服务器架设、主要参与人员国籍）发生在境外，就否定中国司法机关的管辖权，而应综合考察犯罪行为是否与中国境内、中国公民产生了实际的关联和影响。在具体管辖法院的确定上，裁判理由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明确案件管理者所在地、部分网络赌博行为地所在的基层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为跨境网络赌博案件属地管辖法院的具体选择提供了明确依据。

（二）"一一对应"证据标准在网络犯罪案件中的客观局限

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中，一一对应的证据收集标准确实难以达到。这一表述直面了网络犯罪证据审查中的现实困境：传统刑事案件通常要求控方对每一项具体犯罪事实（如每一笔涉案资金、每一名被害人）提供直接对应的言词证据予以印证，但在涉及数千名参赌人员、数十亿元投注金额的大型网络赌博案件中，逐一联系每一名境外参赌人员并获取其证人证言，在客观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如境外人员难以取证、语言障碍、身份核实困难等）。这一现实困境若不能得到妥善的证据审查规则应对，将可能导致此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络犯罪因证据收集的客观局限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刑事追究。

（三）电子数据、书证等证据材料的综合认定规则

针对上述证据收集困境，裁判要旨确立了具体的应对规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相关言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记录被害人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数量、涉案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的电子数据、书证等证据材料，在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这一规则的核心要点有二：一是明确了电子数据、书证等客观性证据材料，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替代传统言词证据发挥证明作用，例如涉案赌博网站后台系统记录的注册参赌人员数量、投注金额等电子数据，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与可核实性；二是特别强调这种证据认定方式并非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减损，法院仍须充分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在此基础上综合全案证据材料进行认定，这体现了证据审查标准的适度调适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

四、辩护策略与路径

结合本案的裁判逻辑，辩护律师在办理跨境网络赌博等大型网络犯罪案件时，可从以下路径展开辩护：

其一，管辖权异议的审慎评估。对于涉及境外服务器、外国籍主要参与人员的跨境网络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应结合具体案情，核实是否确实存在与中国境内、中国公民的实际关联（如是否确有中国公民参与犯罪实施、境内是否设有实际运营场所等），若相关关联性证据薄弱，可就管辖权问题提出异议；但需注意，本案已确立较为宽松的管辖权认定标准，此类异议的现实成功空间应审慎评估。

其二，电子数据真实性、完整性的重点审查。由于本案证据认定高度依赖电子数据（如后台注册人数、投注金额记录等），辩护律师应重点审查相关电子数据的提取、保存、鉴定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数据来源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存在被篡改、遗漏或重复计算的可能，这是数额及情节辩护的核心切入点。

其三，充分行使辩解、辩护意见的提出权利，促使法院在综合认定时予以实质审查。裁判要旨特别强调法院应在审查被告人及辩护人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认定，这意味着辩护律师应当积极、具体地就涉案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涉案资金数额的准确性等提出针对性的辩护意见，充分行使质证权利，而非消极应对，这既是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应有之义，也是影响最终事实认定结果的重要途径。

其四，共同犯罪中主从犯地位及分工的精细化审查。本案中张某系负责人、裴某某负责场所设备及资金账户，二人均被认定为主犯，辩护律师应结合具体分工、获利数额、参与犯罪的持续时间等情节，为量刑差异化提供依据，尤其应关注是否存在其他参与程度更为边缘的人员可作从犯认定。

其五，自首、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的积极运用。本案张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裴某某如实供述并自愿认罪认罚，均获得从轻处罚，辩护律师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应积极促成当事人配合调查、自愿认罪认罚，争取相应的量刑从宽空间。

其六，风险提示：电子数据综合认定规则总体上降低了控方举证难度。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确立的证据审查规则总体上是为了解决网络犯罪言词证据收集难的现实困境，客观上降低了控方逐一举证的难度，辩护律师应审慎评估单纯以"证据未能逐一对应"为由进行整体性无罪辩护的现实空间，转而将精力集中于具体电子数据真实性、准确性的专业质证。

五、实务启示与思考

张某、裴某某等开设赌场罪案对刑事辩护实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借鉴价值：

其一，证据审查应聚焦电子数据的技术性核实，形成专业化质证能力。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应加强对电子数据提取、保存、鉴定等技术环节的专业理解，必要时可申请电子数据鉴定人员出庭说明，或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电子数据进行复核，这是应对"综合认定"证据审查规则的核心应对能力。

其二，类案检索应关注跨境网络犯罪管辖权及证据认定规则的最新发展。随着跨境网络犯罪案件日益增多，相关管辖权确定标准及证据审查规则仍在不断细化发展，辩护律师应保持对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的持续关注。

其三，办案方法应重视对涉案资金流水及电子系统后台数据的交叉核实。此类案件的数额认定高度依赖后台系统数据与银行资金流水的交叉印证，辩护律师应注意调取两方面证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可能存在的数据不一致之处。

其四，与委托人沟通应如实说明跨境网络犯罪案件证据审查标准调适的现实影响。辩护律师应向委托人如实说明，网络犯罪案件中电子数据、书证的证明力已获得司法解释层面的明确认可，简单以"缺乏对应证人证言"进行整体辩护的思路已难以适应当前的证据审查规则，避免因预期落差影响委托人对辩护策略的理解。

结语

张某、裴某某等开设赌场罪案表明，面对网络犯罪案件中言词证据难以逐一对应收集的客观现实，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电子数据、书证等客观性证据材料，在充分审查被告人及辩护人意见的基础上对犯罪事实作出综合认定，这一规则为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证据审查路径；同时，跨境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认定应立足于犯罪行为与中国境内、中国公民之间是否存在实际关联和影响这一实质标准。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深入理解电子数据综合认定规则的适用逻辑、加强专业化的电子证据质证能力，是办理跨境网络犯罪案件的关键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