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判处案件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供述只是证据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对案件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确定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在杨某某被害案中，证人证言及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主要是证明了现场情况、杨某某的死因及案发时赵志红在现场附近生活有作案条件，均不能证明赵志红与杨某某的被害有直接关联。虽然赵志红归案后主动并始终供认强奸杀害被害人，其供述的作案地点、主要手段等内容，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鉴定意见等在案证据大致印证，但是，其关于作案的具体时间、案发前是否到过现场、被害人的衣着、是否从被害人身上搜取财物等细节供述前后不一，供述不稳定。赵志红对部分重要情节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尸体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不一致，比如对作案时间，有1996年3月至7月、在20时至22时之间多种供述；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奸淫被害人时射精，与杨某某的阴道分泌物中未检见精斑、现场勘验检查和尸体鉴定均未发现精斑相矛盾；供述被害人穿得不多、未系皮带等衣着情况与杨某某穿得多、系皮带的实际情况明显不符；供述作案时揪下被害人耳环，与杨某某双耳未见损伤的情况不吻合，等等。换言之，指向赵志红作案的证据只有其供述，而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且重大的矛盾或差异，不能根据这样的供述认定赵志红实施本起犯罪事实。
问：最高法院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是否意味着“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错误？
答：内蒙高院经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再审改判被认定故意杀死杨某某的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这一再审改判，既是慎重认真的，也是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
“呼格案”再审改判无罪，是因为认定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的证据不足，并不是因为赵志红自认真凶。“呼格案”再审改判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挖出了真凶，而在于让疑罪从无等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和相关的司法程序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普遍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坚决防止出现类似悲剧。我院没有确认赵志红强奸杀害杨某某，对“呼格案”的再审无罪改判不应产生任何的不良影响。正是由于深刻吸取了“呼格案”的沉重教训，人民法院才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证据裁判和法定证明标准等司法原则，即使面对像赵志红这样的自认罪行的案件也不含糊，也不例外。
回顾赵志红案件侦查审判复核情况，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司法人员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全面地收集、固定、保管、检验各种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确认案件事实必须建立在牢固的证据基础之上，确保不论历经多长时间、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动摇，导致错判。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被告人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也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供述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或者存在不能解释的矛盾，则不能认为查证属实，更不能仅凭供述就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疑罪的范围既包括全案也包括多起事实中的部分事实；既可能发生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下，也可能发生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形下。被告人认罪的，同样要恪守法定的证明标准。赵志红主动并始终供认，但其供认的部分事实与其他证据有矛盾，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我院对这部分事实不予确认，这正是坚持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结果。
三是必须坚持未经审判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因为赵志红主动认罪，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部分社会公众早已将其看作是自认罪行的凶手，这违背了上述基本原则，给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无形的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不受各种议论的影响，保持司法中立，严格履行审判职能，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四是必须坚持严格司法原则。在本案中坚持严格司法，首先要求不能“和稀泥”，不能因为要核准被告人赵志红死刑，就直接确认全案事实，对部分事实不依法进行严格的审查核实确认；其次要求不能裁判尺度有异，不能因为赵志红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就可以对其降低证明标准，不对每起犯罪事实都严格依照证明标准进行审查认定。
文章来源：刑事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