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20个案例，99组数据，描绘2014年中国法治进步的轨迹。

陈连福：我们侦查的手段，侦查的理念，包括我们的侦查方法，还不适应当前查办犯罪的需要。

解说：打老虎，拍苍蝇，查办职务犯罪，震慑贪污腐败。

陈连福：每一个案件都会有说情的，有干扰。

解说：纠正冤假错案，权利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陈连福：司法的不公正，对人权的侵害也是最大的。

解说：面对面，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陈连福。

解说：两天前的3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工作报告，正文17页，共计9383字，用时40多分钟——这是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基本的数字文本。然而，和以往的报告相比，今年的报告最引人关注的特点是其中提及了21个具体案例。

记者：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

陈连福：因为大家是最关注的，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是冤假错案平凡昭雪，人民群众最关注的是反腐败的案例，所以我们在报告里面对腐败案件当中职务层次比较高的，在报告里面已经点了，特别是2014年平凡昭雪的一些冤假错案也都作为案例讲了出来。代表们一看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看得也很明白。

解说：依法治国，从“人”谈起。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金道铭、姚木根等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案”，“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王本余奸淫幼女、故意杀人案”、“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案”等，“葛兰素史克行贿案”，等等，这些引发广泛关注的鲜活案例，唤起了人们对2014年中国法治进步轨迹的回顾。

解说：

用数字反映工作、用数据支撑观点，是最高检工作报告的一个传统。在今年报告中所提及的99个数字中，有关职务犯罪的数字最为引人注目。

查办职务犯罪55101人，同比上升7.4%，其中县处级以上4040人，厅局级以上589人，省部级以上28人，数量超过2013年三倍，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记者：我们想知道的问题就是跟前一年相比，在办案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办案人数相对没有太大变化，你们的工作难度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连福：最大的难度（是）， 我们侦查的手段，侦查的理念，包括我们的侦查方法，还不适应当前查办犯罪的需要。

记者：您刚才说到几个层次，手段、能力、理念，咱们一点一点说，咱们先从理念上开始说，为什么从理念说，以往跟现在相比，跟不上现在的形势发展，为什么会这么讲？

陈连福：传统的侦查理念， 是重口供轻证据，现在按照我们新的刑诉法要求，就必须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我们侦查方式，就是由从供到证，转到从证到供，这就是一个理念的转变。

记者：这种理念的转变给你们办案会带来什么影响？

陈连福：它这个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因为有些案件犯罪的种类不同，证据的需要就不同，比如说贿赂犯罪，行贿人和受贿人就是一对一的，过去我们先在口供上下功夫，先获取口供，所以侦查起来那就应该说更简便得多。那么今天反过来我们首先要寻找证据。

往期节目资料 庭审现场：

刘铁男：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刘铁男你控制一些情绪。

解说：刘铁男，“十八大”后首个被双开的省部级官员。2014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对刘铁男案的调查取证工作中，专案组形成的卷宗多达100本，摞在一起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固定的证据链，击溃了刘铁男的最后防线。

李连成：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嚎啕大哭。

记者：什么情况下？

李连成：这些证据以及证据背后的这些数据，涉案金额累计起来，他认为已经走向绝望了，嚎啕大哭。

【专案组审讯刘铁男片段】

刘铁男：刚才坦白的几件事情，应该说的都是我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不管是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好，是一种受贿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是违纪违法行为。

记者：过去重口供，现在注重一些实物的证据，对于办案人员来说，这些理念的变化，能不能一时半会变过来。

陈连福：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理念的变化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变化，那么这个行动变化，它又要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手段的现代化，那要求我们在信息化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利用信息技术来查办案件。那么这要求我们侦查人员要学会技术，要懂技术，所以这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要提高转变我们的侦查方式，提高我们侦查能力，我们今天想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把侦查能力提高，这是不现实的。

解说：尽管新的背景和法治进步的要求对侦查能力和人员素质提出了种种挑战，但在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我们仍能看到办案数量的大幅提升。2014年查办受贿犯罪14062人，同比上升13.2%，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这两个上升数字反映了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上的工作重点。

陈连福：那么从案件的性质上看，就要突出查处贿赂案件，因为贿赂是当前腐败案件的比较集中的一类案件，在查办贿赂案件过程中要突出查办行贿犯罪，也就是总书记说的“围猎”的行贿人，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记者：但是在这种难度的前提下，你们办案的数量还在增加，这个怎么做到的？

陈连福：这里面首先我想是大环境。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无论从纪委还是从检察机关，通过各种方式发现线索，采取各种措施查办案件，这样使一大批案件得到了查处，我们同时在办案当中又带出一批线索，人民群众也增强了反腐败的信心.

记者：刚才您说到一个大环境在这，另一个是人民群众的举报，这个更多地能够解释苍蝇老虎一起打苍蝇案件跟往年相比也是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在面对一些省部级的职务犯罪的时候，你们又怎么做？

陈连福：对于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案件，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巡视组的巡视发现的，这里面也有发现一批线索以后又带出一批线索。

记者：在查处像省部级的职务犯罪中，和一些级别更低的职务犯罪的时候，你们在办案的时候，这种心情这种手段都一样吗？

陈连福：无论是职务层次高的人，职务层次低的人，对他的侦查方式侦查方法都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难度是不一样的。职务层次高的人，他位高权重，社会关系比较多，关系网比较密，保护层比较厚，侦查起来可能要难一些。但是由于刚才我说的，中央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营造了这样一个大的执法环境，相对来说阻力是大大地减少。

记者：过去都会遇到什么阻力，当你们办高官的案子的时候。

陈连福：过去那应该说每一起案件，高官案件可能就更明显一些，每一个案件都会有说情的，有干扰。没有说情，没有干扰是例外，有说情，有干扰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那么现在看，从“十八大”以后，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解说：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最高检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敢打老虎、不放苍蝇的反腐高压态势仍将持续。

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则是一条更为漫长的道路。

画面：曹建明的报告片段

“把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406人、不起诉198人。”

解说：

如果说数字是枯燥的话，那么紧随其后所提及的具体案例，则更容易唤起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情感诉求。

往期节目资料：

同期：王玉雷 （顺平县检察院提审录像 3月19日）

为什么把你带来？他们指证就是我杀了王伟。

解说：王玉雷，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白云乡北朝阳村村民。2014年2月18日晚，王玉雷回家路上发现同村村民王伟倒地死亡。拨打110报案后，顺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认定王玉雷为犯罪嫌疑人，将其刑事拘留。

同期：你杀了吗？我说实话，我没杀。没杀为什么承认？他们说种种原因，事实都指证我杀了王伟，我也说不上来，跟谁说谁也不相信，说铁证如山，你跑不了。

记者：疑在什么地方？

蔡文凯：一个是本案就只有嫌疑人口供，第二作案工具与尸检上的伤口不能做统一认定，第三其他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王玉雷实施了犯罪行为。我的意见是不捕。

解说：针对此案的多处疑点，顺平县和保定市两级检察院，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不批捕决定，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公安机关最终抓获真凶。

徐辉：进去的时候，还没有白头发，现在已经满头是了

解说：徐辉，广东珠海人，1998年因被怀疑强奸并杀害了19岁女邻居而被警方带走，一度被判死缓，经过艰难又漫长的申诉之路，2014年，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徐辉被再审改判无罪，当庭释放。

方炳：徐辉是在当时被列为第二犯罪嫌疑人，第一个犯罪嫌疑人，并不是徐辉，是她的男朋友，周五东（音），因为有证据证明排除到她男朋友作案的时间之后，最后锁定了是徐辉有作案的嫌疑。

解说：从2006年受理徐辉案后的七年多时间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广东省检察院上下联动、相互配合，注重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积极主动发挥监督职能，对徐辉案的重新审理及改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徐辉：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讲了，什么东西。这个人生最主要的这一个阶段都浪费了。

记者：就是能够去对于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案子进行纠正，为什么要这样做？

陈连福：这是保护人权的需要，因为保障人权，我们已经写入了宪法，尊重人权是我们执法者的职责，任何人受到冤屈，被错误地判决有罪，都需要纠正。因为作为执法来说，是1%的错案，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就是100%的冤屈，对这一家人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必须对冤假错案要下决心必须纠正。

解说：

在健全纠防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上，最高检下发防止纠正冤假错案意见，办案需终身负责后，今年2月最高检又出台14项举措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这14条措施将监督的触角伸向刑事执行检察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将监督视野覆盖了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特定人群，比如说像检察人员不理在押人员的申冤将被追责。有专家评价此举为司法实践的创新。

陈连福：实践证明就是我们驻所的检察人员如果对犯人的申诉能够及时地引起重视，会使一些冤假错案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往期节目资料

解说：张辉和张高平是一对叔侄，2003年，在强奸杀人的罪名下，两人锒铛入狱，十年后，法院宣判他们无罪。促成张氏叔侄平反的，是新疆石河子监狱的一名驻监检察官张飚。

张飚：说“张检察官，我被无罪释放了！”“哦，太好了，我为你高兴。”

张高平：我真的我很感动的，所以说嘛，我真的坚信法律是公正的，有好检察官，好人多的。

记者：比如说张飚您也提到，在2013年的时候他的坚持不懈，作为检察官这是他份内之事，而他受到了表扬。这一次反过头来说，如果检察人员不理会在押人员的申诉，要被追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陈连福：这就是人权观念的提升。

记者：即便是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的人权也要保护。

陈连福：人的权利它是法律规定的。他丧失了一部分权利，但是他还有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解说：

在这一轮的司法改革当中， 为了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防止内部干预制度，最高检出台意见，明确建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以加强和规范对检察机关内部人员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

陈连福：通过追究责任来强化责任意识，所以我们的改革也是完全围绕着职能来进行，也就是从体制和机制上，进行了改革，这样保证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保证执法的公正性。

记者：就是建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和一个制度紧密相连，因为检察官不是独立办案，他可能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怎么保证独立办案？

陈连福：我们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对干扰办案有一个记录在案的制度，今后就是外部干扰说情，我们要记录在案，检察机关内部的上下级和同事这个说情和干扰案件也要进行记录在案，对问题严重的就要追究责任，这也是一项保障性的改革措施。改革就是要把责任界限划清楚，这样才能够做到认真的履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