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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兵:冤案平反的智商与胆量

2017年1月14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主办,深圳抱柱传媒协办的“2016年度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发布会暨刑事辩护高端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多名专家学者应邀对获奖案件进行了精彩点评。今天发表何兵教授的精彩点评。何兵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各位获奖大律师的发言我感觉到主要有几点:第一,我胆子很大;第二,我们很辛苦、很勤奋。因为这些案子其实是很简单的案子,它的对和错其实很明白。我听到的是,我们很辛苦,我们很勇敢,基本上我没有听到说我们很有智商。案子基本上很多不需要智商啊!那这是个什么问题?当然我非常敬佩大家,因为在中国目前做律师、做好律师通常是不需要智商的,他是需要胆量的。那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这么些很简单的、我们看来是明显的错案,还要花极大的气力?这说明我们司法制度真的出了一个大问题
 
其实刚才许兰亭大律师说那个为什么发回重审呐,不应该发回重审呐,说我们法律有问题。我们法律根本就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法律应该很清楚,对吧?“二审法院发现事实不清的,可以查清事实给以改判;也可以发回重审”。我们法律从来就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请大家注意。组织法出了问题。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证据法则和诉讼法则基本上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组织法上。我讲过多少次,我们的司法改革应该从中级以上法院,按照国家法,法官三年全国巡回,不要在那儿呆那么长时间,你们马上就会觉得案子好办了。所以现在的司法改革方案我是不太看好的。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级以上法院国家化,中院、高院、最高法院全部国家化,那中院的法官是全国人大任命的,高院的法官是全国人大任命的,然后三年换一个地方,诸位,你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感到一个很忧心的事儿,就是现在来说,我们地方的一些部门的公安家丁化问题。最近中央和两高都发布文件,要保护企业产权。我最近办的一些刑事案件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其实就是一些大企业在幕后操纵着公安,或者一些官僚在操纵着公安,剥夺产权。那,我问大家,面对这样的一种构造的法,什么样的一股力量才能够保护我们的企业家?我在网上讲过,那就是律师。律师,因为这个设计,他是我们企业家天然的盟友。我实在想不明白,既要保护企业,然后再不让律师敢于“硬辩”(我们现在不说“死磕”了好吧,我们改名字了,叫“硬磕”,这个词叫“硬磕”好不好,或者叫“敢辩”),一方面要保护企业,一方面不让律师辩护,这是非常矛盾的。所以我希望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讲清楚一点:律师不强,企业肯定强不起来。律师没有信心,企业肯定没有信心,人民币的汇率上不去。我的判断就是这样的。所以应该重新判断我国律师到底在法律界是个什么力量。我认为我国律师是一个执法者,不要认为我们的执法者只有公安、法官和检察官。我国律师发声很辛苦,律师是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他和普通公民是不一样的,普通公民是“支持”,你们是“维护”。所以应当正确地判断,律师是我国政法队伍中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如何看待这种力量和建设这种力量直接决定了我国改革的成败。这是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的第二点。
 
然后呢,这个会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顺便说自己,我算是有点功劳的。朱明勇你这个案子(周文斌受贿案)不是一开庭我给你提出来,没人关注它。在网上我非常气愤,为什么气愤呢?你“弄”贪官,我也气,但是竟然“弄”个大学校长,我们大学受不了啊,这还行嘛!是吧?我们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当时义愤,很义愤。一个大学是斯文的主体,对一个校长竟然也有刑讯逼供,尤其是说,一个学生、是他的学生竟然在公堂上去指控他曾经的老师,其实我觉得我受不了。后来在网上我就转了很多次。跟你讲,明勇,挺你这个案子,我的腰都给挺折了。另外刚才有西说的那个浙江叔侄案,说是体制内健康力量自己发现的,有西,我今天告诉你一个事实,不是的。是我转出来的。历史的真相是,一个警察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说“何老师,我们拽出来个冤案,然后呢我们领导们正在试图掩盖”。然后我一下子发出来。我记得我还给刘长(记者)打过电话,我说那边有个事,你赶快去。(陈有西插话:“这个也是健康力量,这个学生不然怎么给你发呢?”)然后呢我跟你说,他给我发的时候,不断换账号,一天换一个账号。然后我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后来这个事就是这样。那应该说,大家今天也讲了很多,如果没有媒体,当然包括自媒体和媒体的参与,我们很多的冤案是很难平反的。
 
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目前的司法状况是很堪忧的。为什么堪忧,因为最近的数据出来了,就是我国的刑事辩护率。民间的分析数据是百分之十四,然后一个法院的哥们说“你们的分析错了,是吧,应该是百分二十。”我心里想,你们问一问日本是多少,美国是多少。日本的辩护率将近百分之百,美国的重案辩护率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我国的辩护率曾经达到百分之三十,现在降到百分之二十律师为何像潮水一般退出刑事法庭,这个问题是整个社会必须要回答和不能回避的。这百分之二十的刑事辩护率,我告诉大家,百分之五十多是贪官。因为贪官多少还有点“余粮”,另外还有些企业家。真正的那些穷人犯罪的辩护率大概在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平均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接受着国家的审判。而我们的那些穷人,大概百分之九十是在没有专业辩护的情况下接受着国家的审判。诸位,你们都是律师,作为有律师参与审判的案件都出现诸多的问题,那么在没有律师参与审判的情况下,它究竟情况如何,我非常忧心。所以从宏观上,下一个大任务就是如何提高我国的刑事辩护率。唉,你们应该感谢我,为你们增加了很多案源。不要说多,至少要恢复到我们十八大之前的百分之三十多嘛!我跟你说很简单,考察一个国家他的司法究竟如何,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辩护率。大家想一想,本身诉讼是三方构造,如果说你辩护率就往下滑,滑到百分之二十,等于说诉讼构造出了问题啊。大家想一想,一个穷人、一个下岗的人他会辩什么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辩护。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出一个声音,就是衡量我国司法改革、刑事司法改革能不能成功的最重要的指标是我们的刑事辩护率能不能上去。从百分之二十达到百分之五十。习总书记讲得非常好,“让每一个人都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如果很多人都没有律师,他怎么可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要想落实习主席讲话的精神,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把律师辩护率提上去。我这个论断讲的是宏观的。
 
今天获奖的这几个案子里面,我其实关注得比较多,但是一直对乐平的那个案子更多关注。今天诸位在获奖,但我们注意这个案子里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些同志近况堪忧。含冤的出来了,喊冤的进去了。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其实我想,包括聂树斌案的平反,这些都是为我们执政党争分的一些事情。记得当年江华进入最高法院当院长以后,你知道文革时候的冤案,那比现在冤案更多啊。但是为什么八十年代是那么气盛,那个时候我们法院平反它是成批的平反。以江华院长为领导的那些法官们顶着多大的压力啊!当时有一个案子,辽宁的,有一个人写信给辽宁省委,说这个GC党就是个骗子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骂!结果呢,给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到了最高法院江华那里,江华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群众骂我们几句,怎么能是犯罪呢,给他平反,让他回家过春节!”那个时候江华资历老,江华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候的秘书,毛主席的第一任大秘书,那时候他有威望。他不但干了这件事,他还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把这个案例作为典型案例让全国的法院去学习,回头就这么干。结果大概是福建还是哪个法院院长回去拿着卷宗材料、案件会议材料跟政法委书记汇报说,“江华院长说了,这些案子都要平反。”那个书记拍案而起,说“这种案子都能平反的话,那我们打开监狱大门算了。”这样的声音反馈到江华那去了,有很多压力。江华说,你们不用怕,回去就跟他说,我是你们总头子,就这么干。我讲的意思是这样的,要敢于平反冤案。习总书记讲得对,“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仅是指将来,还指过去。那其实解释起来就是,过去的错案也要该平反就平反,案件一平反,人心大奋,谁不说你党好呢!是吧,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好了,我讲完了,谢谢!
文章来源:刑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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