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倘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正文二：就河北聂树斌案致南方周末记者函赵凌、林战二记者：
读“错案平反”问题采访记，对河北聂树斌案仍旧关注如初，颇为感佩！另想说点意见，意在得到支持，如下：
一、即使没有真凶落网，聂案也应依法重审。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我代聂母写的申诉状中说： 聂案判决不顾主要证据严重缺失歪曲真相妄加罪名，不能接受。
从整体上看，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只有一句话，加上标点总共40个字，即：“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情节正确，证据充分。”
按所谓证据充分之说纯属空话，并无内容，试看一份死刑判决，既无论据，更无论证，斥为草率，谅不为过。
至于一审认定的事实，要为：聂骑车尾随某女工，至村路中段，故意将女工别倒，拖至玉米地内，用拳猛击其头部面部，以致昏迷，将某强奸。而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其颈部，致窒息死亡。
剖析上述判定，有以下质疑：.
第一、勒死人的花上衣，现场勘查为何没有交代？
第二、用车别倒实施奸杀，应有两辆车留在现场，被告人怎么处置的，何无说明？
第三、现场勘查，让被告辨认了哪些“提取物”，为何既不列举，又无例举？
第四、判词曾说被告埋了被害人的衣物，用的什么工具，哪里来的工具，怎么处理的？
第五、判词曾说聂的供述与现场勘查吻合，哪些供述，与现场的什么吻合，何不一一明示？
第六、如未做DNA鉴定，为什么？何不说明理由。
我决不怀疑，律师在阅卷之后会有更多的质疑。
关键在于进入重审程序。河北方面也的确抓紧了关键。
二、真凶问题，目前的要害在于河北方面自二〇〇五年就做了专题调查，当时政法委负责官员与高院人士异口同声，说一有结论，一定向全社会公布，信誓旦旦言犹在耳，而今八年过去，结论匿于何处？
如果结论足以证明原判正确聂树斌杀人有据，能拖八年么?
我认为，不论审查聂案还是王案，上述的调查报告都应入卷做为证据，以利质疑。
三、我坚持这样的观点：法院会有冤案，法官难免出错，古今雷同，鲜有例外。翻检审判史，河北错杀的案例哪一件没有深刻的教训！不过，发现错误改了就是纠正就好。人民通情达理，决不会因此而失去公信力！如若遮遮盖盖，硬抗软拖反易失却信赖，公信力将随之尽丢。此言逆耳幸能明察。
四、我受托代理申诉后多次与河北高院联系，迄未置理。聂母不辞辛苦屡屡登堂请示，终不得要领。归来涕泪交流，问计律师，我无言作答，实无颜以对！作为法律人，难道我们只能这样地在搪塞中、推脱中“以民为本”？
五、我作为律师，在聂案申诉上，也属“技穷 ”一类！求助舆论谅我助我，冤民幸甚，法制幸甚。我们只求进入再审程序而后由合议庭判定，别无它图。这，也不行么?
读“错案平反”问题采访记，对河北聂树斌案仍旧关注如初，颇为感佩！另想说点意见，意在得到支持，如下：
一、即使没有真凶落网，聂案也应依法重审。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我代聂母写的申诉状中说： 聂案判决不顾主要证据严重缺失歪曲真相妄加罪名，不能接受。
从整体上看，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只有一句话，加上标点总共40个字，即：“经审理查明，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情节正确，证据充分。”
按所谓证据充分之说纯属空话，并无内容，试看一份死刑判决，既无论据，更无论证，斥为草率，谅不为过。
至于一审认定的事实，要为：聂骑车尾随某女工，至村路中段，故意将女工别倒，拖至玉米地内，用拳猛击其头部面部，以致昏迷，将某强奸。而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其颈部，致窒息死亡。
剖析上述判定，有以下质疑：.
第一、勒死人的花上衣，现场勘查为何没有交代？
第二、用车别倒实施奸杀，应有两辆车留在现场，被告人怎么处置的，何无说明？
第三、现场勘查，让被告辨认了哪些“提取物”，为何既不列举，又无例举？
第四、判词曾说被告埋了被害人的衣物，用的什么工具，哪里来的工具，怎么处理的？
第五、判词曾说聂的供述与现场勘查吻合，哪些供述，与现场的什么吻合，何不一一明示？
第六、如未做DNA鉴定，为什么？何不说明理由。
我决不怀疑，律师在阅卷之后会有更多的质疑。
关键在于进入重审程序。河北方面也的确抓紧了关键。
二、真凶问题，目前的要害在于河北方面自二〇〇五年就做了专题调查，当时政法委负责官员与高院人士异口同声，说一有结论，一定向全社会公布，信誓旦旦言犹在耳，而今八年过去，结论匿于何处？
如果结论足以证明原判正确聂树斌杀人有据，能拖八年么?
我认为，不论审查聂案还是王案，上述的调查报告都应入卷做为证据，以利质疑。
三、我坚持这样的观点：法院会有冤案，法官难免出错，古今雷同，鲜有例外。翻检审判史，河北错杀的案例哪一件没有深刻的教训！不过，发现错误改了就是纠正就好。人民通情达理，决不会因此而失去公信力！如若遮遮盖盖，硬抗软拖反易失却信赖，公信力将随之尽丢。此言逆耳幸能明察。
四、我受托代理申诉后多次与河北高院联系，迄未置理。聂母不辞辛苦屡屡登堂请示，终不得要领。归来涕泪交流，问计律师，我无言作答，实无颜以对！作为法律人，难道我们只能这样地在搪塞中、推脱中“以民为本”？
五、我作为律师，在聂案申诉上，也属“技穷 ”一类！求助舆论谅我助我，冤民幸甚，法制幸甚。我们只求进入再审程序而后由合议庭判定，别无它图。这，也不行么?
张思之
文章来源：刑事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