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甘国明
1.监护人将未成年学生送至学校学习，其监护职责并未转移到学校；监护人如果想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学校，必须与学校达成明确的委托约定；没有明确的委托约定，不能推定学校接受监护人的委托，对到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承担起部分或全部监护职责。——吴某诉朱某、曙光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12期）
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学校不能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律对监护人的范围规定很明确，监护关系不容随意设立或变更。故监护人将未成年学生送至学校学习，其监护职责并未转移给学校；学校也不因接受未成年学生到校学习，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对该学生的监护职责。
监护职责可以因委托而转移。监护人如果想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学校，必须与学校达成明确的委托约定。没有明确的委托约定，不能推定学校已经接受监护人的委托，对到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承担起部分或全部监护职责。
本案曙光学校是一所民办寄宿制小学。与其他实行走读制的学校相比，寄宿制小学只是在学校内部的管理上有所扩展，并未改变其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本质。而学校内部管理上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未成年学生监护职责的转移。在曙光学校与学生家长签订的入学协议中，没有约定家长委托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履行监护职责。因此，对在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曙光学校没有监护职责。
2.对在校学习的未成年学生，学校虽然没有监护职责，但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学校履行教育、管理、保护义务不当，以至未成年学生在校园内加害其他未成年学生的，除加害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责任外，学校也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吴某诉朱某、曙光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12期）
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吴某是在曙光学校的寝室内休息时，被朱某扔的橘子砸伤右眼。致害人朱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朱某致伤他人，朱某的监护人依法是当然的赔偿主体。曙光学校虽然对在校未成年学生没有监护职责，但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在履行教育、管理、保护义务中，曙光学校如果无过错，则不是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如果有过错，就会成为本案另一责任承担主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吴某在2004年12月17日晚 10时许受到伤害，此时早已是寄宿学生熄灯就寝的时间。按照曙光学校的管理制度，学校里专门负责学生生活的老师应当对未成年学生的就寝情况进行巡视。事实证明，吴某、朱某等人超过规定时间未入睡，对这一异常情况，曙光学校没有及时发现并管理，以致本可避免的伤害事故发生。伤害事故发生后，曙光学校不仅未给吴某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且滞后10多天才向监护人通知吴某受到伤害的情况，以致吴某伤情加重。曙光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没有充分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主观上有一定过错，理当成为本案又一责任承担主体。
3.学校等教育机构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对学生仍然负有管理和保护的义务。教育机构在校外活动中未尽法定义务，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后，又以与他人订立合同为由推卸应负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黄某某诉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广东省三茂铁路国际旅行社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9期）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京溪小学组织全校学生进行涉案春游活动，虽然其与三茂旅行社签订的《广东省国内旅行组团合同》中约定有由三茂旅行社负责活动期间对学生进行管理、保护的内容，但通过合同设置三茂旅行社的义务，并不意味着免除或减轻京溪小学的义务。京溪小学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无权任意转移自己教育、管理、保护本校学生的法定义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京溪小学的老师将学生交给导游后，即脱离学生自行参加三茂旅行社组织的活动，没有在春游活动中全程陪伴、保护学生。
一方面，三茂旅行社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专业的旅游机构，其服务的对象一般是成年人，即使有少部分未成年人参与旅游，也往往是在成年人的陪伴、保护之下。因此，旅游机构及其导游一般不具有管理、保护未成年人的经验，不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尤其缺乏组织大规模的未成年人集体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京溪小学组织该次春游，是教育机构组织学生进行校外活动，并非让老师度假，在校外活动中对学生进行管理、保护仍然是老师的职责。京溪小学在本次活动中组织老师自行游玩，让学生自由活动，将大量未成年人交给缺乏专业经验的导游进行管理，显然是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综上，黄某某在涉案春游活动中被风筝支架扎伤眼睛，京溪小学对此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4.学校利用其掌握的学生档案等信息帮助他人侵害学生权益的，与实际侵权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5期）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齐玉苓通过初中中专预选后，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表明其有接受委培教育的愿望。齐玉苓统考的分类超过了委培分数线，济宁商校已将其录取并发出了录取通知书。由于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腾州八中、腾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告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建青、宋宝宁诉青海湟川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4期）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李晖不能正确对待问题、对挫折的承受力有限，从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故上诉人李建青、宋宝宁要求被上诉人湟川中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基于湟川中学在工作方法和操作规程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判令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
画作者：梵高，来源：最绘画公号
6.学校在处分严重违犯学校纪律的学生过程中，仅仅为了追求惩戒的时效性，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且没有按照规定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使得家长没有机会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教育，学校则对造成学生发生伤害事故具有过错，应当认定学校的违规行为与学生的伤害事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学校应当依法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李建青、宋宝宁诉青海湟川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4期）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湟川中学在对李晖作出处分决定前既未对当事人即李晖本人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李晖的陈述，也未将处分决定报校务会批准。虽然湟川中学关于李晖的处分决定在实质上并无不当，但其工作方法确实存在简单、草率、不规范的问题，也违反了其自行制定的工作要求。学校对学生作出的处分决定应当通知学生家长。然而本案中，湟川中学未将关于李晖的处分决定及时通知其家长。中小学生系未成年人，其心理发育并未成熟，对于外界刺激的承受能力有限，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比较大。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在处分学生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处分的同时做好教育、疏导工作。
从根本上讲，对学生的处分也是教育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惩罚。只有在充分考虑受处分学生的心理素质，针对其实际情况进行教育、疏导的基础上，处分手段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作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悲剧。然而本案中，湟川中学仅仅为了追求惩戒的时效性，没有充分考虑李晖的心理承受能力，且没有按照规定将处分决定及时通知李晖的家长，使得熟悉、了解李晖个人情况的家长没有机会针对李晖性格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引导和教育，丧失了避免本案悲剧发生的可能。故湟川中学违反工作程序的处分行为与李晖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7.学生基于学校的安排到校外企业实习是学校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扩展，学校和企业都负有一定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义务。学生在校外企业实习期间进行与其所学知识内容相关的实际操作，不应认定学生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应按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处理，根据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由学生、学校、企业按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王俊诉江苏强维橡塑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7期）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认为：王俊系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其基于学校的安排到强维科技进行实习，因此项实习是该学校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扩展，所以该学校对原告在实习单位的安全仍负有一定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义务。作为实习单位的强维科技，在原告实习期间，负有对原告进行安全教育与相关培训的义务，应为原告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以保障原告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由于原告是基于实习到强维科技进行与其所学知识内容相关的实际操作，其与强维科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实习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应按照一般民事侵权纠纷处理。
本案中，作为实习单位的强维科技虽然对原告进行了实习培训，但其对原告在实习时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仍负有直接的提醒和注意义务，因强维科技未尽到相关义务，对原告受伤的损害结果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院酌定为60％。职业学院未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进行必要管理，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该学校对原告受伤的损害结果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院酌定为20％。原告作为已成年大学生对其自身安全亦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在工作时在三角架移动过程中没有离开三角架，对其受伤的损害结果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减轻二被告赔偿责任，法院酌定为20％。
8.实习生在实习单位工作中，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即使自身存在一般性过错，亦不能减轻实习单位的赔偿责任。
——李帅帅诉上海通用富士冷机有限公司、上海工商信息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12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通用富士公司系李帅帅实习期间的直接管理人，对李帅帅如何从事实习工作能够支配和安排，并能够对工作过程实施监督和管理。李帅帅虽为实习生，但其所从事的劳动客观上系为通用富士公司创造经济利益，李帅帅仍然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而李帅帅此次受伤的危险来源仍属于其所从事之劳动的正常风险范围内。因此，综合考量通用富士公司与李帅帅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地位、劳动所创造经济利益的归属、通用富士公司应当承担的劳动保护以及劳动风险控制与防范的职责和义务，通用富士公司应当对本案李帅帅所受之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李帅帅作为实习生，技能尚处于学习阶段，劳动报酬也区别于被上诉人通用富士公司正常员工。因此，李帅帅在劳动过程中所应尽到的谨慎注意义务不能以通用富士公司正常员工为标准。李帅帅事发当日在没有带教老师陪同加班的情况下所出现的操作不当尚不足以构成重大过失，相较于通用富士公司、工商学校对风险防范所应承担的义务，李帅帅自身的一般过失不能减轻通用富士公司及工商学校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况且，正常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即便因自身过错发生类似本案的工伤事故，员工能够获得的工伤赔偿也不因其自身过错而减少，则对于尚在实习工作的李帅帅而言，更不能因其自身一般性过错而减轻相关侵权方应负的赔偿责任。
9.学校应就实习生在实习中的安全防范和权益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学校未对实习单位尽到必要督促义务的，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实习生的伤害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李帅帅诉上海通用富士冷机有限公司、上海工商信息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12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工商学校作为李帅帅实习期间的间接管理人，应就学生在实习中的安全防范和权益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工商学校虽无法直接支配李帅帅的工作，但其作为职业教育机构应当清楚学生参与实习工作的危险性，其应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以及与企业的沟通协商，控制和防范风险。然而，工商学校在清楚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实习生加班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未通过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以及与企业明确约定等方式予以防范，实际上却放任实习生加班情形的存在，因此，工商学校未尽到其防范督促职责。考虑到工商学校无法直接支配李帅帅在通用富士公司的具体工作，故工商学校应当对李帅帅所受损害承担次要责任。
10.在城市中小学校就读的农村户籍学生，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含派出实习)中受伤致残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该校所在地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李帅帅诉上海通用富士冷机有限公司、上海工商信息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12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伤害学生的伤残等级，按照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另根据该《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该《条例》适用于在上海市的中小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发生的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且并未区分受伤害的中小学生系上海市户籍还是外地户籍，是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故对于在上海市中小学校就读的学生均应适用。而中等职业学校属于中学范畴，派出实习属于教育教学活动的内容，故在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派出实习中的学生伤害事故也应适用该《条例》。本案中，事发时上诉人李帅帅系中等职业学校在册学生，故应以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残疾赔偿金。
文章来源：小甘读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