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刑事辩护律师余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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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疑罪从无 正义无远弗届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二版 时间:2015-11-30 点击:

  发生在11年前的“湖南湘潭大学研究生杀人案”,因为被告人曾爱云三次被做出判处死刑的判决,而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7月21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人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人曾爱云无罪;被告人陈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令被告人陈华章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自然、周清秀经济损失178142.8元。

  从先前的判处死刑再回放到如今的判决无罪,这种惊人逆转既拨动了媒体的心弦和双方家长的心结,更直接的结果是让一个年轻人的命运“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此刻,我们除了为曾爱云的曲折命运扼腕之外,似乎还应从深层次上思考司法基本原则的落实问题。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要做得还有很多,最起码得从这些典型个案当中汲取教训,助推司法完善与进步。

  2003年,湘潭大学发生一起“情杀案”,其机械工程学院2002级研究生周玉衡遇害,时年26岁的曾爱云作为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拘押。其后,曾爱云于2004年9月、2005年12月、2010年6月三次被湘潭中院判处死刑。对这三次死刑判决,湖南高院第一次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第二次是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并发回重审;第三次湖南高院以程序违法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3年4月17日,湘潭中院对曾爱云、陈华章故意杀人案进行了第四次开庭审理,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部分事实不清,又先后两次退回湘潭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依诉讼法规定,不论多么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都有较为严格的审限规定,而且对一些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够充分的案件,应当依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依法予以处理,该补充证据或者排除非法证据的,及时予以补充、排除,该宣告无罪的依法宣告无罪。

  不可否认,案情疑点较多、舆论压力较大,确是该案经历多次审判的重要原因。应当说,这与“命案必破,从重从快”等急功近利观念及以往审判权、公诉权与侦查权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的做法不无关联。那又是什么再次催动了正义的脚步,促动了这次案件判决结果的逆转?应当说这与法治大潮的日新奔涌息息相关。依法治国的语境、法治理念的启蒙、司法担当的加强合力促成了曾爱云无罪判决的加身,不得不说,这确是法治观念进步和司法环境好转的体现。

  首先,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判决曾爱云无罪当为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体现。当前,由于人民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在执行中尚有偏差,刑事诉讼“分段包干式”流水作业现象仍客观存在,加之来自于被害人家属等各方面的舆论压力,导致受诉法院在面临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时,要坚定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困难还是有的。现实中,不仅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疑罪从无等原则的果敢适用存有纠结,就是社会大众内心亦藏有矛盾,一方面,如果案件被害方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就不希望疑罪从无,甚至巴不得将与之相关的嫌疑人全部抓起来判重罪甚至通通枪毙;另一方面,如果是案件嫌疑人及其家属,则希望疑罪从无原则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让嫌疑人有机会借助该原则重返自由之身。表面上,适用疑罪从无原则造就了对立的利益阵营。实际上,疑罪从无非但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会造成实质的利益冲突,它恰恰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关照与人性关怀,尽力不让法律事实上有罪者逃脱法律制裁、不让法律事实上无辜者受到有罪追究。

  其次,一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判决曾爱云无罪属于审判中心原则的归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当然,审判中心并不等同于法院中心,也不是要厘清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就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这三个相互接续的诉讼程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规范。审判中心就是法院要居中在控辩双方充分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将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近日在其论文《略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所述:“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并不取决于人为的好恶,也不涉及各专门机关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等问题,而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尽管,在曾爱云案中,公安、检察和法院对其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把握,导致统一的法定证明标准瞬间出现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撕裂局面,但最终还是从判决结果上发挥出了审判程序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和纠错功能,没有“将错就错”或者降格以求,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纠错的担当与决心。
作者:王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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