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七旬老人捕捞螺蛳案

近日，湖南79岁老人因在湘江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0.8公斤螺蛳，被法院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两个月）并罚款8000元。这一判决引发舆论哗然，公众质疑声浪中既包含对法律公正性的拷问，也折射出机械司法与人性化执法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零容忍”的司法口号下，我们不禁要问：当法律条文凌驾于社会情理之上，司法究竟是守护正义的利剑，还是沦为权力傲慢的工具？

一、机械套用法条：法律与人性的割裂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认定并不以数量为标准。此案中，法院严格依据法条判决，看似合法合规，却暴露出司法实践中的两大症结：

1、“情节严重”的认定缺乏梯度。老人捕捞0.8公斤螺蛳用于自食，既非牟利，也未造成生态灾难，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有限。相比之下，镇江曾有一七旬老伯在禁渔期捕捞3公斤鱼获，因情节轻微且认罪态度良好，最终被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两案对比可见，“情节严重”的标准模糊，司法裁量权存在明显随意性。

2、对特殊群体的冷漠。79岁高龄、法律认知有限、非恶意违法——这些因素本应在量刑时纳入考量。然而，法官以“零容忍”为由拒绝任何宽宥，甚至强调“0.3公斤也判刑”的执法逻辑。这种“一刀切”的判决，不仅违背《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更将司法异化为冰冷的数字游戏。

二、生态保护的名义下：司法公信力的消解

禁渔制度的初衷是保护生态，但此案判决却引发公众对法律正当性的质疑，原因在于：

1、执法尺度的双重标准。同一时期，山东“路虎姐”当街打人仅被拘留十天、罚款千元，而老人捕捞0.8公斤螺蛳却面临重罚。司法对暴力犯罪与轻微生态违规的“厚此薄彼”，不仅损害法律权威，更让公众产生“欺软怕硬”的观感。生态保护若以牺牲底层民众的生存权益为代价，其正当性必然遭受反噬。

2、法律宣传与执行的脱节。农村地区普法长期缺位，许多老人对禁渔政策一知半解。例如，新蔡县一六旬老汉误以为“少量捕捞螺蛳不违法”，最终仅被罚金1000元。而本案中，法院未充分举证是否履行了禁渔宣传义务，却以严刑峻法要求民众“先知法后生活”，无异于强人所难。

三、司法温度何在？从“惩罚”到“教育”的路径缺失

法律不仅是规则，更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此案判决的争议，本质上是机械司法与人性化治理的冲突：

1、过度依赖刑罚的治理惰性。对轻微违法者动辄科以刑责，暴露了司法机关“以罚代管”的惰性。相比之下，淮安法院在审理非法捕捞案后，主动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方式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若湖南法院能借鉴此类经验，对老人以教育替代刑罚，或许更能赢得公众认同。

2、经济惩罚的“致命性”。8000元罚款对农村老人而言，可能意味着一年的生计开支。反观新蔡县同类案件，罚金仅为1000元，而镇江检察院对七旬老伯甚至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案高额罚金不仅脱离当事人承受能力，更可能将其家庭推向绝境，违背“惩罚与救济平衡”的司法伦理。

四、结语：法律不应是“合法伤害权”的借口

此案判决的荒谬性，在于将法律异化为“合法伤害”弱者的工具。生态保护需要法治护航，但法治的终极目标应是“止恶扬善”，而非“恃强凌弱”。当司法者沉醉于“零容忍”的政治正确，却对民生疾苦视若无睹时，法律便成了权力傲慢的遮羞布。

真正的法治，应既有雷霆手段，亦有悲悯之心。 在螺蛳与人性之间，司法者需找回平衡的智慧：严惩恶意破坏生态者，宽宥无心触法的弱者。唯此，法律才能成为人民心中的信仰，而非恐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