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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共同犯罪,不能按公司架构一网打尽

——参与阶段、主观明知与责任范围的个别化

分工协作不当然等于共同犯罪

公司内部的客服、财务、法务、催收和司机可能客观上共同维持业务,但共犯成立仍需证明每个人知道虚假债务或非法取财计划,并有意参与。中性岗位行为不能仅因服务于涉案公司就自动犯罪化。

加入时间决定认识范围和责任边界

后期加入的催收人员可能不知道前端债务如何形成,前端获客人员也未必参与后续暴力。应按入职、培训、首次接触异常、参与具体案件和离职时间排列事实,不能将其加入前或退出后的全部数额归责。

明知要围绕具体套路证明

知道公司收取高利息,与知道公司制造虚假流水、故意违约和虚增债务不同。指控应说明行为人接触了哪些合同、资金和客户投诉,接受何种业务指令,是否参与掩盖真实到账或讨论催收方案。概括供述“知道公司做套路贷”仍需事实化。

主从犯评价要看行为链控制力

设计模式、提供资金、组织团队、控制账户和决定催收的人,通常作用更大;按指令完成局部任务、获利有限且不掌握全貌者应单独评价。没有亲自实施暴力,不等于必然作用较小;仅在场或提供一般服务,也不等于主要参与。

所谓“反套路”也应依法审查

借款人明知贷款平台存在漏洞,故意以虚假身份骗取资金并拒绝归还,可能形成独立违法犯罪,但不能因其行为不当就反向证明放贷方的虚假债权合法。双方行为应分别评价,各自承担与自身故意和行为相对应的责任。

个人金额要按共同故意范围计算

犯罪金额应区分真实本金与非法取得部分,并审查行为人实际参与的客户、期间和阶段。团队总额、合同虚高额及名义服务费不能未经分析全部计入每名成员。

结语

共同犯罪的本质是共同故意和共同实行,不是同一单位或团队身份。越是分工复杂,越要用时间轴和行为矩阵完成个人责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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